本周有两则新闻值得注意。

第一则是柔佛边佳兰逾171名有证孟加拉移工入境超过三个月，却未被安排工作，集体步行到警局报案，反遭警方援引《移民法令》逮捕扣留，交由柔州移民局处理。

经过社媒疯传，新任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承诺召见相关中介公司以便彻查。事情发生在首相署部长阿查丽娜的选区之内，她过后表示已和沈部长接洽，传达当地有高达2500名移工没有工作的情况，可见事态严重。

第二则有关马来西亚公民在外打工发生事故。砂拉越女子诺哈斯琳达今年9月到韩国工作，却因为身体不适病故。砂拉越籍的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南希苏克里向外交部捐赠了3万多令吉，协助家属将死者遗体运回国安葬。

两者看似不相关，其实都涉及劳务移民（labour migration），即一个国家的公民出于收入和就业考量，到另一个国家工作的现象；促使这个现象在全球日益普遍的主因，则是因为移工来源国与接收国之间，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第一则新闻说明孟加拉人均收入远低于马来西亚，因此有大批该国人民愿意缴付大笔中介费前来就业（其实他们更想去更为富裕的新加坡和中东海湾国家），在劳力密集的产业工作，特别是建筑业，制造业和种植业，以填补劳力不足。

尽管他们从事的是马来西亚人所不屑的低薪和辛苦的工作，却经常面对本国人民的歧视，以及执法单位的恶劣对待。

第二则新闻则道出劳务移民的另一个面向：劳力接收国同时也可以是劳力输出国。

马来西亚长年出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薪资涨幅缓慢；相比之下，1960年代收入比马来西亚还低的韩国，后来经历高速经济成长，成功挤入高收入国行列，加上2000年代以后韩流席卷全球，韩国的软实力充分显现，以非正规身份到韩国打工的马来西亚人逐年增加，当中不少是年轻马来女性。

2017/18年间，就有媒体报道高达5千个马来西亚公民到韩国非法打工的情况。这些人通常受到网络广告吸引，以为韩国除了有优渥的收入，还可以一圆结识欧巴的美梦。

全球劳务移民不一定是全球资本自由化的结果；只要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就无法避免劳务移民。早在1980年代的冷战时期，共产国家之间也有劳务协议，例如前东德引进越南和古巴移工；更早时候的1920和30年代，还有日本，捷克，芬兰和意大利等国的工人到当时经济蓬勃发展的前苏联就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才停止。

除非劳力输出国和接收国之间有严谨的劳务移民协议，或接收国的法律严明，否则必然衍生劳力剥削甚至人口贩卖的问题。

马来西亚虽然和和印尼，尼泊尔和孟加拉这些移工来源国有不同的备忘录，但因为涉及缺乏透明度的中介系统，加上官僚体系内的舞弊行为，很多移工圆梦不成反遭害，缴付了大批中介费合法入境，到了这里依然没有工作，成了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还得面对执法单位骚扰，本国媒体耸动和歧视性的报道。

相比之下，因为地理和文化因素，马来西亚人一般都自由到新加坡谋职，无需经过中介，因此免了很多这类问题。虽然新加坡民众也不见得欢迎那么多“联邦人”在那里打工 ，但在岛国工作的所谓客工，大部分至少受到法律保障，可以安心工作；不满意也可以随时离开。

除了韩国，澳洲和英国也是马来西亚人“跳飞机”的首选；近年发生的猪仔事件更是骇人听闻。这些都不是正规的劳务移民，马来西亚和相关国家也没有劳务协议，因此一旦发生事故，也就没有权益保障，必须由马来西亚驻外使馆介入处理。

马来西亚常常以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为荣，如今更以跻身“高收入国”为目标。但现实却是残酷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产业转型停滞，马币节节败退，生活成本增加，社会上的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有增无减（民众大力支持向移工收取免费巴士的车资是最好例子），形同计时炸弹。

以上两则新闻，很多人看了热议一阵就忘了，其实其凸显的正是我们当前的困境，而且恐怕还要延续很多年。这样下去，这个国家最终连人都无法成为最美丽的风景，因为我们的心太丑陋了。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