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个马来同事，父亲因为在海外做生意，她因此自8岁开始在国外生活，直到大学毕业，家里结束海外业务后回国生活。

可想而知，在国际学校读书的她，英文是第一语文，法文也还可以，却只会说日常的马来话，阅读和书写非常困难。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偶尔必须用马来文发电邮给政府部门，她都得请其他同事帮忙；有一次办公室想安排她到移民局讲解难民课题，她马上婉拒，因为她根本无法使用正式的马来话表达看法。

基于彼此曾在欧洲的生活经验，我们共事那段时间经常聊天，很多观点也接近。我的马来文当然不及许多爱国份子好，但基本书写和阅读没太大问题，她竟然表示羡慕。

于是我和她分享我人生中第一次在新山的移民厅申请护照的经历：只因为官员说的不是“标准”马来话，而是带有某州方言口音，我要求他重复，对方一怒之下，把我的身份证丢到地上，说我不尊重马来话，要我重新填表排队。

作为独中毕业生已是原罪，不谙外州马来口音更是罪加一等，但我当时为了顺利去英国，只好忍住心中的怒气，把身份证捡起来，按照指示办事；陪我一起去办护照的女同学见我受辱，竟然生气落泪，我还得安慰她。我最终当然成功办了护照去了伦敦，开启了我精彩的人生。

前同事听了我的年少经历，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她的马来文尽管不好，也未曾遭公务员恶言相向。我开玩笑说：“当然啊！你既是马来人，家里人又有头有脸，怎能体会我们这些市井小民的困难。”她顿时尴尬脸红。

我还记得我说市井小民的时候，用的字眼是marhaen，她居然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只好告诉她这个字源自阿拉伯文的“人民”，下来的谈话内容是她不断宣泄对马来社会阿拉伯化的不满。

新山移民厅那段经历，应该让我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极度厌恶，结果却是相反，我因为1990年代末期的烈火莫熄运动，而决定“回国”暂居，再也没有离开（但无法保证未来不会离开）。

最近读到某位女士带着女儿到新山城市转型中心办护照，却因为母女两人都在新加坡受教育而不谙马来语，遭官员无礼对待的新闻，感同深受。30几年过去，世事如棋局局新，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竟然快50年不变。我人不在现场，无法确定该名女士的遭遇是否和我雷同，或许真是一场误会。但马来西亚的公务员恶劣对待外籍配偶，外籍劳工和非马来人，已是司空见惯，即使真有其事也不让人意外。

我可以退一步，同意马来西亚公民有义务学习马来话，于己于人都有好处。但公务员不是爱国愤青，应该照章办事，而非以马来文的流利程度来确认他人的公民权。

公务员有权对不谙马来语的公民不满，可以私下抱怨，甚至去国盟的场合表达愤慨，煽风点火，加油添醋地批评非马来人不爱国，但个人情绪不应该表现在公务上，因为无论熟悉“国语”与否，前来更新护照的都是缴税的公民，有权享有国家专业的服务，而非羞辱。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困境。所谓跨族群，不应该只是单行道，也必须考虑为何这么多马来西亚人把孩子送去新加坡求学。这些父母当中，难道没有在去年全国大选中票投希盟的吗？我相信大把。但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公务体系改革吗？

即使在国内，也有大批马来父母把孩子送去私立或国际学校，但他们的爱国情操为何不受质疑？只因为他们没有非马来人的包袱。当我们以为讲马来话更容易取得马来社会认同之时，何以不谙马来话，说着印度口音英语的穆斯林传教士扎基尔奈克（Zakir Naik）所到之处，却是马来群众竞睹其风采呢？

号称代表全民的民主行动党，此刻自是和以前的马华公会一样，沉默是金，仗义执言的竟是马来社运份子为主的自由律师团（Lawyers For Liberty）。只是这群律师被亲希盟人士视为阿兹敏的外围组织，对政府存有偏见。问题是当年和纳吉政府对抗的人，不几乎都是亲希盟人士吗？他们难道也是无的放矢吗？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