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在4月18日发布了“2019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马来西亚的排名令人“惊喜”地“猛升”22位，不但从2018年的第145位上升至第123位，还把其他东南亚邻国抛在后头，成为新闻自由排名最好的东南亚国家。

新闻报道一出，希盟的从政者、大小官员、议员和铁粉，当然竞相转发，以彰显希盟执政一年来的“功绩”，仿佛马来西亚已经迎来了新闻自由的春天、民主的盛世。然而，除非马来西亚对新闻自由的结构性箝制已然消除或至少大幅度松绑，否则这个看起来令人雀跃的新闻自由指数恐怕只会是昙花一现。

无国界记者组织编列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向全球180个国家的新闻从业员、律师和社会学家发出含有87道问题的问卷，以了解各国媒体多元性、自主性、媒体环境和自我审查之情况。第二个方法则是收集各国政府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与强度的量化资料。然后，综合这两个方法所取得之资料，得出结论。

大好消息未必反映实况

以这两个方法评估，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排名在2018年大选后大幅提升，可说是预料之中。原因至少有三点：

一、希盟执政日子尚短，暂无让民间明显可见的重大丑闻，而且从前对国阵尖锐的所谓“独立媒体”，在政权更替后对希盟相对友善，甚至奉承，对希盟而言并无整肃媒体之必要。没有可见的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自然有利于新闻自由的评估。

二、在没有可见的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之余，国阵和纳吉执政时因言获罪的异议份子则上诉得直（例如漫画家法米无罪开释、祖纳的漫画解禁），又为新闻自由的评估加分了。

三、由于政权更替，从前由执政党掌控所有权的媒体企业（例如首要媒体集团、马来前锋报集团、星报媒体）一夜之间不再是执政党媒体，这点对新闻自由的评估加了不少分。

因此，马来西亚在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排名中大跃升并不稀奇，但是若要以此乐观地以为马来西亚已经处于新闻自由的春天，则言之过早，也过于乐观。

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排名，如果是坏消息（排名下跌），我们都应该担忧和警惕的，因为依据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得出结论，基本上反映了媒体和记者的实际遭遇。然而，对于这次大跃升22位的“大好消息”，委实不应得意忘形，因为既然是以案例评分，没有案例就没有减分，但是没有案例可以是因为媒体自我审查，所以没有撞板，也可以是因为媒体已经把不碰触某种禁区内化成一种必然的“专业”表现，所以不会“惹祸”――媒体审慎和低调处理皇室课题、避免刊登批评皇室的内容，也许就是其中一个好例子。没有“惹祸”，就没有案例记录在案，不至于拉低新闻自由的排名，但是媒体的“自我审查”实际上是存在的。

另一个可导致媒体自我审查的因素，就是巨额诽谤诉讼（同样是在马哈迪第一次首相任内盛行）。2018年杪，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郭素沁和刘镇东先后向批评者提起诽谤诉讼（除林吉祥未提出赔偿金额外，郭素沁和刘镇东向同一个起诉对象索取3000万令吉和2000万令吉赔偿金），虽然起诉对象不是媒体和媒体人，但是巨额诽谤诉讼卷土重来仍会造成媒体自我审查，却因起诉对象不是媒体和媒体人，不影响新闻自由排名。

无国界记者警告：恶法犹在

对无国界记者持平一点，它虽然调高了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排名，但不忘提出警语。在题为《虽有新风气，但过时恶法犹在》（Fresh air but archaic laws endure）的简评中，无国界记者提醒道：

“……当局仍有严厉的立法武器库来压制媒体自由，这个武器库包括《1948年煽动法令》、《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和《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经由这些需要彻底改革的法律，当局严格控制出版准证，而记者可因煽动罪名被判处20年徒刑。 它们对媒体人员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尽管情况有所进展，他们仍无法完全自由地表达意见。”

上述评述点出了很多人竞相转发“好消息”时刻意或无意忽视的现实：虽然换了政府，悬挂在马来西亚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并未移除。头顶上的剑还在，危险就在。眼前媒体人“感觉良好”，是因为希盟和马哈迪要应付的主要对手仍是已下野但影响力仍在的巫统（和纳吉）及伊斯兰党等反对势力，而媒体此时充其量是次要矛盾甚至尚不成矛盾。

在媒体恶法威胁犹在的现实底下，执政党从政者和官员们的民主素养和对待媒体的态度如何，就不容忽视了。希盟执政以来不时有希盟从政者发表对媒体不友善的言论，从2018年大选胜选后第三天，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雷尔（RSN Rayer）发表应立即撤销第三电视执照的言论，到晚近交通部长陆兆福的新闻秘书接连对《星洲日报》和国营电视台（RTM）颐指气使，这些例子显示，虽然执政党不同，从政者看待新闻自由和媒体角色的思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有容忍程度稍有不同而已。问题是，容忍程度能经得起权位危机的考验吗？

我经常不厌其烦地重复提醒，马来西亚的掌权者治理媒体有一个危机模式：权位固若金汤，相安无事时，对媒体相对宽容，但是一旦遭逢权位危机、丑闻频传，从严整肃媒体一定是他们力挽狂澜的手段之一，以便一面压制批评的声浪，一面让攻击对方的讯息占优势。这个模式，在马哈迪第一次首相任期（1981-2003）屡见不鲜。假使未来爆发各种足以动摇希盟政权和马哈迪权位的危机，让达摩克里斯之剑掉下来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 在学与术两栖的传播学人，钟情于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观察马来西亚的传播法规、新闻自由、中文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变迁。2010年创设“马来西亚媒体识读资源网”（mediamalaysia.net），以期推广媒体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