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终于吐气扬眉当了执政党、党魁（秘书长）终于光宗耀祖当上44年来第一个华人财政部长之后，一朝得志，从大至内阁部长、副部长到小至部长的新闻秘书不时在吹嘘希盟治下的马来西亚媒体享有新闻自由（有些甚至得意忘形地说“绝对自由”），近例就是该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兼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在《东风破》视频里一再做此宣称。

然而，几乎在同一个时候，民主行动党以“秘书长办事处”的名义发出一篇文告，标题《星洲唯一目标：打倒行动党》（刊于《星洲日报》，2019年9月4日），全文2262字数落《星洲日报》在晚近多项争议性课题（如大学预科班固打制、华小学爪夷文，甚至更早之前的马新边界领空纠纷等）如何为难该党。

这篇文告以“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办事处”的名义发出，相当罕见。多年来，民主行动党的文告一般上是以党领袖或议员的名字发出，这次以“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办事处”的名义发文告，不仅罕见，而且有趣――既要表达林冠英的不满，又要掩饰这是林冠英（个人）的不满。

行动党与媒体关系的变化

若肯稍微花点心思回顾民主行动党与媒体的关系，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林冠英于2004年出任秘书长之前，民主行动党虽然不时会猛烈批评巫统和马华公会控制的媒体（原因不言而喻，本文就不赘述了），却鲜少（若非完全没有）与中文媒体为敌，原因不外乎，即便中文媒体和其他语文媒体一样受制于国阵用来打压新闻自由的严刑峻法（马哈迪难辞其咎），但是相比其他语文媒体，中文媒体有较大的空间发表在野党和异议份子的新闻和观点。

易言之，对在野党而言，中文媒体是相对友善的媒体，也是在野党的声音（尤其是在大选期间）得以浮现的公共平台之一。

然而，民主行动党与中文媒体的关系起变化，有三个关键性时间点：一是林冠英出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2004年，二是民主行动党赢得槟州政权、林冠英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的2008年。

2008年以后，民主行动党和中文媒体的关系紧绷，不时交锋，主要是环绕在槟州政府和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

三是民主行动党成了联邦新权贵和林冠英当上财政部长的2018年之后，该党和中文媒体的紧张关系从槟州转移／扩大至首都。

这种关系的变化，其实是在预期之中，原因无他：民主行动党已是执政党，任何政府的决策和资源分配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必有批评、不满甚至怨怼，而这些当权者眼中的“杂音”也会借助媒体来广传，甚至变得喧嚣。

除非是在诸如北朝鲜这类极权国家，不然政府和媒体的关系时而紧张，是民主的常态。类似“盟友变敌人”的境况，在马来西亚并非第一次发生，最有历史价值的例子也许就是巫统和《马来前锋报》的关系――马来亚独立前两者是反帝反殖的盟友，马来亚独立后，巫统当了政府，当时的《马来前锋报》秉持独立办报和监督政府施政的理念，不时尖锐批评巫统的政策，无法容纳异见的巫统最终渗透和并吞了《马来前锋报》。

难容异议的行动党在玩火

民主素养不足的执政党和权贵无法化解“杂音”的根源时，很容易便迁怒于促使这些“杂音”绕梁三日的媒体，不愿承认无能化解僵局此一事实（按林吉祥的习惯用语，这叫做“否认症候群”），于是将窘境归咎于媒体陷害、打击之故，矛头直指媒体。

此情此景，以马哈迪第一次出任首相的22年里尤其显著，代表作是在1987年遭逢内忧外患时以大逮捕行动（“茅草行动”）扣留异议份子，并吊销英文《星报》、中文《星洲日报》和马来文《祖国报》的出版准证，然后在国会发表白皮书指责这些报章为了族群利益恣意煽动种族情绪，以合理化他将个人的权位危机归咎于媒体的举措。

在民主行动党独揽大权的父子林吉祥和林冠英都曾是“茅草行动”的受害者，如今却成了在马来西亚独揽大权的马哈迪麾下臣子。

何其讽刺的是，在民主行动党晚近斗《星洲日报》的戏码中，竟有“茅草行动”的Déjà vu（既视感）――当年是华小高职事件，如今却是华小教爪夷文事件，执政党均否认争议中的事件如媒体所报道般严重，而是《星洲日报》在罔顾国家利益，恣意炒作族群情绪。

在爪夷文课题中，不懂中文的诚信党主席兼国防部长末沙布也批评《星洲日报》煽动种族情绪，不懂是因为听了民主行动党部长在内阁里如是报告，抑或跟着副手起舞？

我曾于2019年8月10日在本栏发表《民主行动党糟透的政治公关！》，指出民主行动党在成为联邦政府执政党后持续与《星洲日报》对着干，不仅不会引起共鸣，反而会激化不满。我也批评权力的傲慢导致民主行动党懒得做政治公关，因为他们认定被统治者都应该、必须也必然会臣服于他们的权力之下。

民主行动党后来发出《星洲唯一目标：打倒行动党》这篇“唯一目标星洲日报”的文告，更加印证了该党自2004年以和媒体作战为乐的政治姿态。晚近几年殷勤为马哈迪抬轿漂白的民主行动党，持续与《星洲日报》对着干俨然玩火之举，万一马哈迪和他的巫统复制党在未来因遭逢权位而整肃媒体，民主行动党今天对《星洲日报》的一切攻讦，即可成为马哈迪再次整肃《星洲日报》的俯拾即是口实，届时民主行动党就得背负马哈迪扼杀《星洲日报》和打压新闻自由之共犯的历史罪名。

回顾1987年的茅草行动，它的政治对手马华公会至少没有被认定为造成《星洲日报》停刊的共犯。

戕害新闻自由以掩饰折腰

虽然民主行动党认定“打倒行动党”是《星洲日报》的“唯一目标”，但我不认为“打倒《星洲日报》”是民主行动党的“唯一目标”。民主行动党近期卯足火力与《星洲日报》开战，固然是傲慢权力的体现，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只要《星洲日报》“煽动种族情绪”和“恶意打倒行动党”的罪名成立，就能掩饰该党屈从马哈迪政府的种族言行和伊斯兰化政策阻挡不力甚至为之辩护的政治现实，将这一切舆论批评推搪为媒体的栽赃，未来继续唱和马哈迪亦可高枕无忧。

身为传播学人和公共知识分子，我并不在乎民主行动党和《星洲日报》的对弈谁胜谁负，我也不在乎民主行动党会如何自食其果。我在乎的是，已成为联邦政府执政党的民主行动党，如此高调攻击最畅销的中文报章以逐其政治目的，所将产生的两个恶果：一是制造和强化非华人社群（尤其是马来人社群）对中文媒体的刻板印象――炒作族群课题和煽动种族情绪；二是限缩媒体自主性与舆论多元性。

希盟政府和民主行动党执政后，不时吹嘘新闻自由，但铁一般的事实是，马哈迪在1990年代完善的媒体恶法，在希盟执政和马哈迪回锅当首相后，无一修订，更别说废除。

眼前，民主行动党显而易见的媒体攻略，是一边攻击他们所谓的亲反对党报系”，一边则以“恩赐”独家专访部长级政要的手段扶持“亲行动党媒体”。

在各种媒体恶法仍然是现行法律，无人可以保证希盟政府和马哈迪不会动员法律打压媒体的政治现实低下，有多少家媒体见到《星洲日报》的“遭遇”后会不自我审查，避免招惹民主行动党？又有多少家媒体在接二连三独家专访的诱惑底下能“坐怀不乱”？如此一来，不会对马来西亚的媒体产生“寒蝉效应”？不会造成舆论同质化？这正是想要万年执政的政党打击媒体的目标。

民主行动党在《星洲唯一目标：打倒行动党》这篇文告中以“亲反对党报系”标签《星洲日报》，恰恰暴露了这个以“民主”命名的政党要嘛本来就是“民主”素养匮乏，要嘛就是当权后一朝得志，典当立党之本。

倘若民主行动党对民主政治有基本信仰，它应该肯认，在民主国度，媒体有选择政治立场的权利，包括支持在野党或其他异议阵营，以及尖锐批评政府。

媒体选择政治立场之后，就让它们自行承担是否会流失读者的风险，但肯定的事，不应承担选择政治立场之后来自执政党的攻击、打压和任何形式惩罚。

这才是民主，这才是新闻自由。与不民主的民主行动党谈民主和新闻自由，注定是与夏虫语冰！

* 在学与术两栖的传播学人，钟情于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观察马来西亚的传播法规、新闻自由、中文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变迁。2010年创设“马来西亚媒体识读资源网”（mediamalaysia.net），以期推广媒体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