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意欲在华文国民型小学（华小）的国文课纳入爪夷文内容这件事，虽然闹了两个星期，我估计很多人还没搞清楚到底是教些什么、所谓的爪夷文（Jawi）、爪夷文书法（Khat）和阿拉伯文有啥差异，以及这些莫衷一是的名称究竟是否攸关伊斯兰。华人社会搞不清楚，有何奇怪呢？教育部都说不清楚，马来人穆斯林也众说纷纭。

尽管如此，教育部有意在华小的国文课纳入这个不管应该怎么称谓的内容，是个客观事实。此事招致华人社会反对，应从历史脉络来理解――在国阵61年的统治里，从1956年拉萨报告书、1987年派遣不谙华文教师担任华小高职事件到1995年宏愿学校计划等，莫不让华社担忧且相信，巫统主导的政府千方百计要改变华小特质甚至消灭华小。

华社反对因对希盟政府没信心

如今虽然换了希盟执政，但这个所谓的“新”政府仍然是由右派马来民族主义者马哈迪和他的巫统复制党主导（别忘了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和1995年宏远学校计划都是马哈迪当首相任内），而马哈迪自“骑劫”希盟到希盟执政以来，从不掩饰他的马来人优先言行，再加上委任伊斯兰主义者马智礼担任教育部长，这种担忧可以轻易地说是杞人忧天吗？

同样应考虑的是，近年几乎不提“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晚近几年的言行一再展现刻意讨好马来人的态度，包括2015年举办“缅怀敦拉萨论坛”再接力举办“缅怀东姑阿都拉曼论坛”，甚至还献议为犯下路霸行为的马来女郎（2014年steering lock姐事件）提供法律援助，而不是向受害的华人老翁施以援手等等。

希盟执政一年来，民主行动党处处表现得对马哈迪言听计从，还殷勤地为马哈迪过往的独裁专断统治漂白。

因此，在前述脉络底下，华人社会反对教育部在华小国语课纳入爪夷文，揭橥了希盟政府和民主行动党正在遭逢信心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希盟政府、教育部和民主行动党的当务之急是做好政治公关（例如把政策解释得清清楚楚，以及重建反对者对政府的信心等等）。然而，政府和教育部没把政策解释清楚，民主行动党更糟，再次展露素有的“斗鸡”姿态，急着找替罪羊，完全暴露了失败的政治公关。

政策解释不好   媒体当替罪羊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将此次争议怪罪于《星洲日报》，宣称非马来社群的不满“源自于《星洲日报》报道了华小与淡小四年级的国语课本将会包含爪夷书法”。即便爪夷字体乃是国语的前身来源，但是这项报导却成功引起了人们对影响华小与淡小身份认同的恐惧。”

我读了《星洲日报》最初于2019年7月27日的报道《小四起须鉴赏爪夷文？ ‧传华淡小国文科增新单元》，不仅引述了教育部的文件，也向校长和国语教师查证。该党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东则在脸书长篇大论要检讨爪夷文事件这场“大火、甚至一场地震”的“第一原则是带领全党上下不跟着《星洲日报》和马华公会设计的舆论起舞。”

民主行动党权贵与媒体对着干，已非第一次。林冠英和刘镇东此次将爪夷文争议怪罪于《星洲日报》，无疑是试图寻找替罪羊，以掩饰该党掌握42个国会议席却对马哈迪和土团党趋奉迎合，以致当家不当权的政治现实。假使华小国文课将纳入爪夷文内容的报道为无中生有，林刘的批评或许无可厚非，但此事既然确实，媒体揭露政府将要推行的政策或措施，有何不可？

按照林刘二人言论的脉络，如果他们回顾1987年茅草行动，是不是得调整立场，认为《星洲日报》当年因报道华小高职事件而被马哈迪政府吊销出版准证是罪有应得，而马哈迪做了正确的事呢？

民主行动党搞不清楚状况一件事。2018年5月9日大选换政府之前（主要是2008年之后），民主行动党是处于弱势的在野党，在主流媒体的空间极为有限，《星洲日报》则被视为亲国阵／马华公会的媒体；在“反”的氛围底下，民主行动党“反击”《星洲日报》象征着“反抗”国阵强权，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因而能轻易引起共鸣，实例之一就是2012年林冠英与蔡细历辩论会的失衡报道。

2018年5月9日之后，民主行动党已是掌握权力机关的执政集团一员，政府政策引发争议之时，不竭尽所能解释政策，却汲汲于将矛头指向媒体，不仅不会得到共鸣，反而会激化不满，最终得到同情的不会是民主行动党，而是《星洲日报》。

毕竟，各种威胁新闻自由和媒体自主的严刑峻法仍维持现状，执政党如此追击媒体，怎么看都具有打压新闻自由的威胁和造成寒蝉效应的作用。易言之，已执政的民主行动党如何对待《星洲日报》，重点不仅是《星洲日报》日后是否会再次承受茅草行动之厄运，而是民主行动党的此类言行亦将对其他媒体产生恐吓和阻遏作用。这将是马来西亚新闻自由的“坏新闻”！

在野言必民主   在朝挥舞棒子

政党和从政者，不论朝野，都应该对公共舆论有更大的包容，即便所谓的公共舆论是以较为粗糙的方式表达。这种包容的胸襟其实是一种民主素养，有这种胸襟和素养，就会避免动辄对批评者诉诸法律行动（不论是诽谤诉讼或向警方报案诉诸刑法）。

爪夷文争议浮现后，在霹雳州的万里旺和柔佛州的古来先后发生了民众因不满民主行动党，而到党所和议员服务中心丢鸡蛋。我们固然可以批评此举违法、粗糙云云，但丢鸡蛋的行为并不伤人或造成严重财物损失，民主行动党大可不必向警方报案以图涉事者被捕（并因此有可能导致对方承担刑责），而是代之以沟通和安抚。

其实，浏览媒体和报道和社交媒体的贴文或留言，不难发现，华人社会对于爪夷文课题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在多元种族社会背景和倡导跨族群政治的脉络底下，在华小教授爪夷文具有“促进文化交流”和“促进族群情谊”的政治正确性，因此不乏赞成者（或至少不极力反对）。

可惜，民主行动党并未妥善宣导和说明，反而一再以“政治化”、“种族化”这种国阵时代已盛行的似是而非陈腔滥调来回应或非议异议者；代表该党出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念群在2019年8月6日会晤董教总等华社与淡米尔教育团体后的记者会，竟不设提问环节，错失解释政策的机会，实在匪夷所思。

然而，民主行动党的政治公关如斯失败，恐怕不是因为知识和经验的不足（民主行动党人才济济，资深从政者不乏其人），而是因为权力的傲慢导致他们懒得做政治公关――认定被统治者都应该、必须也必然会臣服于他们的权力之下。

马来西亚毕竟不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既然各种严刑峻法仍维持现状，对当权者而言，挥舞权力的棒子来迫使被统治者（不论是人民或媒体）屈服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要比费时费力来做政治公关容易得多了，同时又能在挥舞权力的过程中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

因此，民主行动党在爪夷文事件中展现糟透的政治公关，恰恰是揭橥了我国从政者的民主素养何其薄弱，所以在野无权时言必民主，在朝掌权后便想要便宜行事，诉诸国家权力／暴力来压制异议和批评者。如果人们以为2018年换了政府就代表马来西亚民主大跃进、体现了成熟民主，则对民主的理解、期待和标准未免太低了！

* 在学与术两栖的传播学人，钟情于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观察马来西亚的传播法规、新闻自由、中文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变迁。2010年创设“马来西亚媒体识读资源网”（mediamalaysia.net），以期推广媒体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