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政治中，一旦政治化问题或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理性考虑来采取立场，确实令人感到失望。明显地，巫统内纳吉的阵营，包括巫青团长阿斯拉夫积极配合提取公积金。

另一方面，公积金、政府、反对党，例如（行动党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等许多人都反对提取存款。不幸的是，当你看到所有论点时，基本上都是片面的，或者具有政治倾向，而不是在找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就从两个部分来讨论：（一）有效性的数据；（二）提取存款的需要与后果。

（一）有效性（validity）的数据

首先，我对公积金提供的数据感到怀疑，我并非说提供假数据，而是质疑数据的有效性，数据本身是否代表真实和实际情况。例如，所有公务员在刚入职时都会被纳入公积金计划，然后才让他们选择要继续公积金存款还是转为养老金计划，如果选择后者，公积金存款就会停止。

基于此原因，他们的存款会很少也不是奇事。例如，一名刚毕业的学士公务员（41级别），基本工资加上固定津贴约3000令吉，雇员存款是11%，雇主是13%。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月工资为3000令吉的公务员，每月总缴纳为720令吉，每年则是8640令吉。

这也就是说，如果公务员一年多的时间内转入养老金计划，即使不提取任何款项的话，公积金中的储蓄也会是低于1万令吉。不要忘记，上述情况是根据41级别公务员的薪金计算。如果新入职的公务员是以文凭或大马教育文凭等资格，公积金存款肯定会更低。若把公务员纳入此数据就会有欠公平，毕竟他们参加公务员养老计划，公积金的储蓄基本上就可以忽略。

公积金是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他们知道，但是选择忽略来夸大数据，引起慌乱？不要忘记，公务员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占有很大比例。

其次，有相当数量的人由于各种原因在公积金的存款较少，而这些原因并不能反映他们真正的公积金储蓄，例如一些兼职大学生（有公积金的类别）等。当然，这些人的户口都存在着，但用这些数据来反映劳动市场毫无意义。同样被质疑有效性数据的是婚前短期工作而婚后没有缴纳存款的家庭主妇。

除此之外，还有每年都会加入劳动市场的新劳动力年轻人一样，你不能指望他们在公积金的储蓄会很高，但是他们会在将来30至 40年累计公积金存款，同样的，这些人数即使有超低公积金存款也不能代表退休后会发生危机。

简单来说，我个人质疑公积金提出惊人数据，超高巴仙率的人民拥有超低公积金存款的论点。虽然我认同会有一群真正公积金存款低的人而将来面临退休后的安全网问题。但我有信心，这个比例不会如公积金试图宣传的那样多。

（二）提取存款的需要与后果。

这是我对人们反对提取公积金的想法感到失望的部分。虽然我不是一个坚定赞同提取存款的支持者，但我希望看到诚实的论证，而不是政治指责。

事实上，公平来说，纳吉的部分想法是有道理和可行的，但由于这些想法是来自他，所以政治对手倾向劫持他的负面形象进一步把他的想法扫在地毯下。

同时，我也希望看到反对提取存款的诚实理由，而不是躲在“担心退休后的生活”背后来当挡箭牌。

让我们逐一讨论常见的反对理由。首先，最常用的理由是，担忧会员退休后的生活，这也是最方便的借口。如果我说退休后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或者我可以想到办法解决这个顾虑，那么那些反对提取的人是否会收回反对言论呢？

我在一年多前撰写的“允许提取公积金第一户口：有用吗？”文章（前半段）就解释了如何填补回提取的公积金存款。如果这篇专栏因太多次提取存款而内容可能不完全可行的话，那么在去年撰写的“2022年预算案与公积金”文章内的第三个论点，就讲解如何限制提取存款来保障退休后的年龄层。

简单来说，以担忧退休后的生活作为借口，只是一个蹩脚的借口。

拒绝提取存款的第二个理由是回报率低，公积金可能不得不以不利的价值或较少的现金流来管理股权，难以投资于保证更好回报的大型的项目。

在这一点上，虽然我也可以了解反对者有这种担忧。可是我的回应是，既然某些会员迫切需要，那么对于那些没迫切需要的会员，回报率真的那么重要吗？更多的提取存款不会使得公积金负增长，最多也是导致公积金的正增长有可能较低。提出此论点的人基本上是不需要提款。

那我的问题是，公积金的存在是否应该视为纯属的商业考量呢？不要忘记，公积金的主要和最初的目的是维护退休后的安全网，而不是作为投资工具为优先。

总结来说，如果拒绝提取存款的理由是由于没有迫切需要（例如政府已经提供足够的援助等），那么是的，我也赞同拒绝提取。

基本上我们根本不需要讨论提取公积金，因为需求的课题根本不存在。但如果需求还存在的话，而拒绝的理由依然是以上提及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借口，我只能形容为反对的声音是自私。反对的政治人物也应该重新理解“同理心”一词。

你不能提出反对但同时又无法解决人民的需求，除非你觉得他们并没那个需求。

我最后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要求公积金提取存款的人是否有维持当前生活的迫切需要？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