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肯雅籍印裔历史系教授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Amrith）的《横渡孟加拉湾 — 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的书，因为作者大量举证东南亚 - 尤其是马来半岛 - 如何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以及季候风的关系，数个世纪以来就是中东，南亚和中国商贾和劳工的首选。

例如他引述十九世纪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在槟榔屿乔治市，因为见到有葡萄牙人后裔，华人，马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阿美尼亚人，吉宁人，孟加拉人和非洲的黑人而惊讶，写道：“1860年代，新加坡和槟榔屿已经是世界上最多元的城市之一；在市场里，印度人和华人最为显眼，而乔治市的一个吉宁人市集会卖各种外国商品，价格也很少超过它们的原产国。 ”

一百多年前，槟榔屿的外国商品和本国价格几乎一致，说明了当时那里已住着大批需要这些物品的人口，需求量大，因此便宜；又或者和英殖民者的课税政策有关，毕竟南亚次大陆和马来半岛一样，都是英殖民地。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走私的可能。

无论如何，马来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块移民的福地，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每天上街见到印尼，缅甸，孟加拉或尼泊尔移工，日益感到不满，却不晓得南亚人在马来半岛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并非今天才有的现象。

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马六甲以后，葡籍药剂师皮莱资（Tome Pires）旅居东方，在马六甲完成《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Suma Oriental que trata do Mar Roxo ate aos Chins ） ，其中提到马六甲各国劳工与商人云集，共有84种语言同时在交流。

令人遗憾的是，当代的马来西亚人自小被教育“三大民族和平共处”，意即muhibbah，于是产生一种“这片土地只属于这三大民族”的扭曲认知，而教科书只差没写“他们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种单一刻板的描述，无形中型塑了一种排外的思想，凡不在“三大民族”之列，皆为他者外人，不该享有任何权益。加上国家在政策实施上早已区分土著和非土著，两者之间因此而衍生出围城心态，深怕对方进一步侵占本身的利益。一旦面对非公民的移工群体，更是肆无忌惮地排斥和歧视。

正是因为民间已经存有排外情绪，主掌雪州公共交通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才会“顺应民情”，准备向使用免费巴士服务的外籍人士收费，本国人士则免费。毕竟很多时候，政客的行为乃取决于选民的情绪。

所谓外籍人士，主要针对外劳，毕竟金发碧眼的欧美或日韩侨民，甚少会不嫌麻烦，去搭其实并不十分精明方便的免费巴士。关于这个课题，我早已谈及，在此不再赘述。

日前，国防部长依斯迈沙比里更表示中央政府正在探讨是否要求移工佩戴特别手环并限制外出，更是一种把移工当作是潜伏犯罪分子的举动，使这个为马来西亚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被标签，加剧他们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如果因为几个工厂和工地出现庞大的感染群，就得祭出这种排外，羞辱人性，并集体惩罚移工的无差别措施，那么过去八个月，政府早就应该在多个重灾区，特别是沙巴，吉打，槟州，雪兰莪和森美兰等州属，规定所有居民都得佩戴特别手环以便识别，不是吗？

在对待移工的态度方面，无论中央的国盟或雪州的希盟，其实都展现不出进步的思维，反而在助长甚至奖励民众的排外情绪，极为可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将来出国打工被人歧视标签，在国内就不要如此对待弱势的非公民。好好读一读马来半岛的移民史，就会知道为这片福地洒汗流血的，不是只有神话式的三大民族而已。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