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雪州八打灵县的万达广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随后形成感染群，至今累计病例已达132宗，卫生部称之为“UTAMA”感染群。

万达广场是巴生谷地区重要的购物商场和娱乐城，成为感染重镇固然不幸，但管理层立刻自费展开多达6000个检测，值得肯定；商场且遵守雪州政府指示暂时关闭，彻底清洁消毒，基本上符合抗疫的作业程序。

而万达广场昨天发布声明，澄清其确诊病例只有22宗，而非八打灵县灾难管理委员会所公布的63宗（当时的数据）。这是因为44名确诊的保安人员并非源自万达广场，也不是6000人筛检的一部分，而是来自一家契约外包公司。万达广场在获知一名保安人员在宿舍感染确诊后，即要求对方替换另一批保安人员值班。

我无意对万达广场的声明吹毛求疵，但其语焉不详之处在于外包公司是否答应要求，而灾难管理委员会所提及的另外43名保安人员是否在他们的同事确诊以后，依旧遵照指示上班。

如果万达广场能够更清楚地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定能进一步化解民众的疑虑，促进对广场抗疫机制的信心。

如我在第一波疫情爆发以后所言，危机时刻，基层，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福祉往往被漠视，而保安人员作为其中最前线的工人，每天都接触大批进入商场，办公楼，公寓和工厂的人，给他们递口罩，做记录和量体温等，其实承受着很大的风险，他们的福祉不应该被忽略。

因此，一旦保安人员染病，其工作的单位理应给予适当的照料，避免给人急着与其切割的印象。如果顾客染病，商家可以不规避责任，那么为公司，公寓，工厂或商场执行保安任务的人员确诊，就更应该得到关注。

当然，我理解全马多个企业或公寓其实都透过外包公司提供保安和清洁人员，这是马来西亚政府从2005年开始授权内政部发放外包公司准证以后所开启的作风。

根据劳力市场资讯与分析机构（ILMIA）的数据，最高峰时候有高达400家外包公司在运作。根据这个模式，内政部把准证发给特定人士，由他们去移工来源国例如印尼，孟加拉和尼泊尔招募工人，然后外包给本国企业，这其中涉及数目庞大的中介费，导致抵马的移工一开始工作就被扣工资，逐月偿还中介费，而护照也往往被外包公司扣押，形成劳权侵害。

最严重的是一旦工人在实际工作场所发生工伤意外，外包公司和移工值班的企业或公寓彼此互相推卸责任是常有的事，即使人力资源部介入协调，间中不但耗时，也会衍生另外一笔费用。因此很多时候，移工只能选择其中一方所给予的，比实际应得要低得多的赔偿。

外包工人本质上就是一种落后和不人道的聘用模式。无奈马来西亚各行各业甚至私人公寓都大量依赖低薪移工，于是发展出这个畸形的产业，毕竟如此一来，很多企业和公寓就无需承担工人的中介费，衣食住宿和医疗保险等等可观的成本，可是对移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得不到我们社会的关注。尤其在此刻疫情快速蔓延之时，我们开始和早些时候的新加坡一样，在政府的谈话和媒体的报道中不断强化“外劳是病源”的印象。

尽管希盟政府已经在2019年3月31号正式废除外包工人制度，但我当时从人力资源部某资深官员那里得知，之前持有准证的外包公司仍然在运作，直到它们的准证过期为止；至于准证已经过期的外包公司，有多少家遵照政府的规定，安排属下的移工回国，人力资源部不得而知，因为那是内政部的权限。我们都知道，举凡涉及内政部，其内部作业皆为高度机密。

由于马来西亚历届政府的政策杂乱无章，朝令夕改，更无改革的勇气，形成今天这个混乱的局面。但我们真正应该归咎的，是没有担待的政客和贪图利益的个人，不是移工。疫情当前，没有人是孤岛，所以我还是重复那句话：保护移工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