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而言，所谓的家庭工人（domestic workers）就只是帮佣，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因此很难被雇主或大众认可为雇员。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1955年雇用法令》到最近两年才予以修正并在今年初生效，将殖民时代英国人所制定的这套法令中过时的“家庭佣人”（domestic servants）字眼改为“家庭雇员”（domestic employees）。

尽管如此，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士依然无法享有其他雇员所拥有的权益，包括年假和病假，也被排除在最低薪金制之外。

家庭工人不受重视的因素很多，最关键的是他们不被认为具有技术，纯粹只是“帮手”。事实上，照顾老人和小孩，以及妥善处理卫生和烹饪，都属于受联合国和多个发达国家认可的中等技术，绝非一般马来西亚人认为的“非技术”（unskilled）。他们所领取的薪金，经常与所付出的劳力和所拥有的技术不成正比。

例如我听过一个来自印尼的家庭工的亲身经历。刚到马来西亚工作之时，她只有19岁，第一次给雇主照顾小孩，自己也担心害怕会出差错。

几年之后，她到另一个家庭照顾小孩，这时年纪稍长，也很有经验，懂得如何哄孩子入睡，孩子也喜欢被她照顾。但她还是很谨慎，避免作为生母的雇主看到孩子和她过于亲密而吃醋。

她笑着告诉我，除了照顾孩子，她也同时得照顾雇主的心理感受，在适当的时候把孩子交回给母亲，或尽量制造两人相处的机会，这些都需要经验和技巧，非一般人做得来。

华人有句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也就是说父母长期卧病在床，最终孩子都失去看护他们的耐心和能力。这正是为何许多现代家庭，从中国，台湾，香港到东南亚国家，都雇用家庭工人协助照顾年老多病的父母。

除了因为本身工作忙碌，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份心力全时间看护老人家身心灵的需要。这种台湾人称之为长期照顾的服务（长照），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可见家庭工人心理压力之大。

因此，从法律到社会，把家庭工人视为“非技术“人员，是压低他们工资，并否决他们雇员权益的最佳借口。此外，全球绝大部分从事家庭工的都是女性，而女性在各个国家的薪资普遍都比男性来得低。加上很多家庭工和雇主一起生活，吃住全包，也成了不让他们享有最低薪资的理由。

配合今天的《国际家庭工日》（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Day），国际劳工组织日前在曼谷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马受访的400名女性家庭工当中，高达29%经历了强迫劳动，包括被迫过度加班却没有加班费、行动受雇主严格限制和薪资偏低等。同样的情况，在新加坡和泰国只有7%和4%，可见马来西亚问题之严重。

强迫劳动在柬埔寨家庭工当中最为普遍，我个人认为这和该国极为贫穷，其政府保护能力不足有密切关系。相比之下，印尼和菲律宾政府在保护其海外移工方面有了多年的经验，也不断完善其国内法律保护机制。

例如菲律宾就在2013年通过了《家庭工法令》（Batas Kasambahay），而印尼政府过去几年在和马来西亚谈判家庭工征聘议题之时，采取颇为强硬的姿态，要求在备忘录中列入基本工资和周休一日等条件，这些都是正面的发展。

当然，马来西亚也不是一无是处。例如社会保险组织于2021年已纳入家庭工人，包括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在内的大使馆也积极协助其工人投保。美中不足的是，目前外籍工人只享有与工伤有关的意外赔偿，但社保组织正积极研究扩大至其他权益的可能。

很多家庭工人出于生计所逼，离开他们至亲的人飘洋过海到他乡，让其他人的家庭生活可以过得更为幸福。因此，给予他们同等的雇员权益，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做到的。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