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台湾发生越南籍移工阮国非被举报意图窃车，导致警民冲突遭警察连开9枪，最终死亡。

这起事件在台湾社会引起重大回响，人权团体认为当局执法过当，民间也有强大声援警察的声音。台湾导演蔡崇隆将之拍成名为《九枪》的纪录片 ，尝试透过访谈和画面，为观众提供一个探讨台湾移工制度缺陷的机会，此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项。

日前，隆雪华堂民权委员和亚答屋84号图书馆联办《九枪》纪录片放映及分享会，导演蔡崇隆从台湾线上参加交流，我也受邀出席分享在马来西亚的移工状况。

台湾和马来西亚都是高度依赖移工的国家。在台移工的总人数已达到73万左右，主要来自印尼，越南，菲律宾和泰国，和少数的马来西亚人。其实，台湾在1980年代曾经是马来西亚人打黑工（俗称“跳飞机”）的热门目的地，后来随着台湾薪资停顿，马来西亚薪资上涨而趋向式微。

在台的73万东南亚移工当中，有8万多人“失联” ，或称之“逃逸移工”，也就是马来西亚媒体惯用的“非法外劳”，我个人偏向使用较为中性的“无证移工”。

相比之下，人力资源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在马移工总人数已达到180万，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移工来源国也更多，总共有15个，以印尼，孟加拉，尼泊尔，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主。无证移工方面，则没有确切数据，但各界估计介于200到400万之间。

因此，我曾经跟台湾的朋友开玩笑，说台湾社会因为几万个移工失联而慌张害怕，担心他们“作奸犯科”，而马来西亚有几百万无证移工生活在我们当中，也没见我们亡国。

我的意思是与其忧惧，不如找出这些移工失联的原因，从政策和制度上改革，让他们享有更公平，合理和安心的工作环境，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九枪》的内容显示台马两国在对待移工方面多有相似之处，例如薪水货不对版，社会和媒体充满对他们的负面观感和偏见，习惯把移工分类从而制造负面刻板印象（例如马来西亚规定若非获得特别批准，菲律宾女性只能从事家庭工，印尼男性不能从事制造业等，都有其背后的“特殊考量”），不易转换工作，恶劣的居住和工作环境等。

其中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中介制度造成移工必须缴付层层费用，而且项目不明，以致工人经常被扣薪水，甚至没有正常发薪。

尽管如此，台湾还是有一些值得马来西亚参考的优势。例如移工可以公开参加活动，甚至示威抗议待遇不公；台湾政府于2010年修正工会法以后，如今外籍工人非但能够加入工会，还可以自己组织工会，第一个移工组成的工会就是由宜兰县的89位菲律宾渔民筹组的工会。

马来西亚的工会法令虽然没有限制外籍工人加入工会，却不允许他们参与工会选举（除非获得人力资源部批准），组织工会更是天方夜谭。

因此，目前在马的外籍工人组织，像是尼泊尔工会，以及支援印尼和菲律宾家庭工的团体，都依附在本国工会或国际组织之下，当然也没得到社团注册局的核准，行事必须小心，否则随时遭取缔，这一切都限制了外籍工人争取权益和改善福利的空间；移工团体公开示威争取权益，想都别想。

最关键的是，尽管台湾发生了阮国非的悲剧，在台移工大致上不会因为走在街上而被执法人员刁难，被迫行贿；社会的歧视当然存在，至少还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与之相反，马来西亚的外籍工人被执法人员勒索甚至扣留的事件层出不穷，就连有证移工在这里也生活得提心吊胆，无证移工的困境就更不必说了。

2018年底，众多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向当时的希盟政府提呈了针对改善外籍工人待遇和管理的建议，最后不知为何被束之高阁，也不让民众参阅。

5年之后，人力资源部终于把这份文件公开，当中多有值得政府认真参考的建议。马来西亚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国家，不能只追求遥不可及的“高收入国”目标，还得改善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人权纪录，否则就算成了“高收入国”，也不过是被人瞧不起的暴发户而已。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