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政部长韩查努丁和政府人员三番几次批评和恫吓关闭驻马联合国难民署之后，后者终于表态，表示处理难民事务本是国家的责任，并重申愿意协助当局设立一个有意义的逐步转移机制，条件是政府必须先具有管理难民事务的能力和专业技术，并且能够符合国际保护的原则。 

难民署说得没错。根据《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简称《难民公约》），因为政治、宗教、种族/民族和属于社会上特定群体（例如性别弱势、变性人、中性人和女性）的因素，而可能面对原居国或惯常居住的国家迫害的人，应该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保护，正如英國，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甚至目前有将近九千个马来西亚人申请庇护的澳洲 ， 都是由这些国家的政府亲自处理庇护申请，提供保护。

马来西亚因为不肯签署《难民公约》，因此没有保护难民的相关机制，包括注册、甄别和提供医疗、就业和就学等义务，过去将近50年都是难民署在承担这个责任，再尽量和安置国协调，把难民送过去。

特别是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的20年，难民署把高达25万的越南难民安置到加拿大、瑞士、德国、美国和澳洲的经验，让马来西亚政府和民间都产生了两个印象：难民都住在难民营，而且最终可以“移民”到西方国家。

第一个印象是历史，因为马来西亚早已没有难民营；第二个印象则是错误的，因为难民不是向联合国申请移民，而是寻求庇护，符合《难民公约》定义者才是难民，也可能被安置。随着安置国收紧政策，这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

尽管难民署从2017年开始，就和历任政府讨论过移交难民事务管理的事宜，但进展缓慢。最关键的因素是内政部始终不肯摆脱维护国家安全的思维，总是把难民和无证移民混为一谈，拒绝承认两者之间的差异，视为外来威胁，因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依旧经常遭到移民局逮捕和扣留，过程中发生侵权事件是家常便饭。

内政部不断抱怨难民署不愿意分享已登记人士的资料，但政府一刻不停止骚扰，并保证不会对这些群体做出侵权的行为，难民署就不可能把所有资料转移。

再者，马来西亚在过去几年都发生强制遣返可能面对政治迫害的人士，例如去年1月，慕尤丁政权就罔顾法庭禁令，坚持遣返1,086名缅甸人遣返，当时刚推翻昂山淑姬民选政府的军政权还派海军来接人。 

就连号称尊重人权的希盟政府，也在2019年3月和5月，分别遣返六名埃异议分子和一名反对泰王的泰国公民普拉潘（Praphan Pipithnamporn） 。

讽刺的是，马哈迪政权干出如此违反人道的事，希盟的支持者当中没多少抗议的声音；希盟政府垮台后没多久，泰国发生了一连串的反泰王示威，不少希盟支持者倒是忙着在社交媒体声援。

至于普拉潘女士，我后来收到的消息是她早在抵达曼谷廊曼机场那一刻，就被泰国政治部人员带走，下落不明。

由此可见， 马来西亚并没有设立管理难民机制的诚意，否则就不会如此对待前来寻求庇护的人士。如难民署所言，把管理权移交给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目前一切言之过早。

国际和国内的维权组织，此刻应该做的是和各个难民团体结合起来，共同向政府施压，确保它从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处理难民事务，同时密切监督难民署与之协商的过程，以确保难民署不会轻易答应转移责任，以免最终发生不堪想象，对难民群体不利的后果。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