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警方的数据显示，我国去年接获1142宗自杀案件的通报，比起2020年的631宗，足足上升了81%。

早前，卫生部看守部长凯里直言，这组自杀案的数据令人感到担忧。

过去两年，我国面对新冠病毒的疫情肆虐，令自杀案件与日俱增。但随着疫情趋缓后，心理谘商师也提醒民众，不能掉以轻心。

心理谘商辅导师陈志成受访时告诉《透视大马》，虽然经济领域重开后，生活慢慢恢复正常，是许多人的盼望。

“但同时，对另一种人来说，也可能是压力增加的开始。例如学生们，他们要面对实体课、考试，而一些上班族，也可能被要求更多绩效。还有，国行上调利率，令债务不断提升，也是一种促使人们面对更多压力的来源。”

“简单来说，有人期待，但也有人觉得疫情之后，更加辛苦。”

此外，他提醒，若一个人要寻死，不会静静的去自杀，很多时候会在事前发出微弱的求救信号，因为他们在边缘挣扎。

“我们可以注意到周围的人，突然说一些，‘如果我从这里跳下去，所有压力就会结束’、‘觉得活着很痛苦’、‘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表达着没有意义的活下去时，就必须提高注意。”

“不要把这些话当做一个玩笑或者轻率带过，因为发出求助信号的人，希望自己被关注或者有人可以和他进一步谈。”

他补充，如果一个人突然把自己很珍贵的东西送人，这也是其中一个自杀的信号。

另外，心理谘商师吴恺彦则说，自杀信号也分为明显和不明显。

“明显的，就会把死挂在嘴边。就像，‘如果我死了更好‘、‘如果前任不和我复合，我就自杀’。不明显的则是被动式的，例如‘我不想成为家人负担’、‘我很累了，明天不醒来更好’、‘很快你就不用担心我’等等。”

她补充，这些不明显的警示，人们也必须格外留意。

她说，自杀防治不只有专家可以做，一般民众当知道身边亲人有自杀念头，也可以学习和第一时间为他们采取一些行动。

“很多人，即使知道对方不妥，但是也不敢问。觉得万一问了，就真的会发生（自杀）。其实这只是一个迷思，最重要是我们必须去问，或者介绍他们看一些心理辅导人员。”

另外，她指出，自杀不是单一原因所造成，而是其他因素参杂一起。

“我举例，一些报道指，某人因分手或离婚而自杀，这说法有一点不公平。根据很多心理研究显示，其实自杀是由很多原因所影响，可能之前有忧郁症或其他症状，当时又没有人在身边的时候，自杀风险就大大提高。”

过去的疫情来袭，使自杀率上升，并敲响了社会警钟。吴恺彦（Chloe Ng）认为，人们在生活里要面对各种问题，而疫情是其中一个，所以疫情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

“如果那个人比较负面，容易情绪低落的话，那么导火线来到时候，就会加剧挫败感、失落而一点一滴累积下，引发自杀念头。”

她认为，每个群体都有自杀风险，但是青少年属于高风险群体。

“卫生部每隔几年就会做一个筛查，2019年青少年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发现青少年状况蛮严重，5人里面就有1人有忧郁症。”

“换言之，青少年这个阶段，的确是比较高风险，尤其是他们处在转接点的时候，例如从毕业到投入社会工作、出来社会工作之后的阶段。”

配合9月10日的世界预防自杀日，凯里发布声明透露，2022上半年，警方就已接获467宗自杀案件。

他指出，各种因素导致自杀，包括社会心理和环境、失业、工作造成的财务问题以及精神疾病等。

声明也提及，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70万3000人自杀，也意味着每40秒就有1人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