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指出，背负着重复的课程作业、被迫长时间工作，以及必须忍受大学行政层面毫无意义的官僚主义，都是他们每年甚至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一些资深学者和初级讲师告诉《透视大马》他们在大学面对的各种麻烦，包括被当作“没有脑的人”（people without brains）。

国立大学（UKM）资深讲师莎丽花点出几个困扰学者和大学的“永无止境”的问题。

这位策略研究和国际关系讲师说，“我们大学所坚持的无用规章（useless regulations）是官僚思想的产物。”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官僚主义，由坐在大学董事会办公室和大马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的公务员来微观管理。”

这位已故学者赛胡先阿拉塔斯的女儿说，讲师在每个学期准备教学大纲时都要经历同样的单调程序（monotonous procedures）。

她说，教学大纲需要经过“检查”，然后由另一位受委（轮流制几年）担任行政职位的学院学者签字。

“我们受指示在教学大纲中包含很多信息，当中大部分对学生毫无意义，对我们讲师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加入计算时数和字母数字代码组合，这些代码代表课程学习成果、教学方法、联系时间、自学时间、课程学分等方面的技术细节。”

“讲师不应该每个学期都负担过重，在每个教学大纲都加入这些信息。这是重复、费时的，而且会使头脑迟钝。相反的，应该每隔几年就有一个标准流程来更新整个程序，让它更加高效。”

莎丽花说，教学大纲应该有简单、简短和全面的课程信息，便于整个学期参考。

她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打卡”，她将其形容为一个令人沮丧且冒犯的系统。

“不能也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监督讲师，也不应该监视他们的智力活动。我们不能把学术界和大学视为在公司职场所报到的高管。”

毕业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莎丽花说，在过去数十年，打卡上班制度从来没有培养出更多纪律严明、尽职尽责的讲师。

“它也没有培养出因为更守纪律和打卡上班，而发表令人印象深刻论文的世界级教授。”

“若说有什么，那就是在我们大学采用沉闷的官僚文化，而这系统中的时钟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此外，我们也延续了一种巧妙的作弊文化，讲师仍会‘消失’和在食堂或附近商场‘闲逛’，甚至在他们的办公室沙发睡觉。”

莎丽花说，本地大学制定的大多数规定和实践都符合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和ISO的要求。

这位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院讲师说：“学院不应该受到如此程度的微观管理。这打击了讲师的士气，他们最终会变得微观管理。这种僵化将让更多讲师不愿教学。”

询及相比她在国外教学所受到的待遇时，她表示差距很大。

她总结道，“在这里，学生包括学者都被视为没有脑的人。”

一位不愿具名的前学者认同莎丽花的论点。

这位曾在大马北部一所大学任职新闻系的讲师回忆道，他任职期间为本地报纸写专栏时，行政部门要求他不要说出任职的大学名字。

当学生的校园报纸报道了大学不喜欢的课题时，他也多次被大学高层官员叫去了解。

“事实上，有一些无用的规定使到政府大学变成一个令人乏味的学习和工作场所。其中一个就是1971年大专与大专院校法令（AUKU），赋予学生事务部权力管控他们的活动。”

“这也影响到学者，例如，若他们受邀去演讲并激发学生对现状的批判。学生们在邀请此类讲师前需要获得部门的许可。”

在2018年12月，国会下议院跨越政治分歧的，历史性一致通过2018年大专法令修正案、2018年私立大专院校法令修正案和2018年教育机构（纪律）法令修正案。

2018年大专法令修正案修改第15（2）（c）条文，不再阻止大专生在校园内参与政党活动；2018年私立大专法令修正案修改第47（2）（c）条文，不再阻止私立大专的大专生，在校园内参与政党活动；2018年教育机构（纪律）法令修正案修改第10（2）（c）条文，即不限制大专院校生在校园内，参与政党活动。

这些修正案还阐明，在修正案生效后，所有此前因涉及参与政党活动，而受到校方采取纪律行动对付的大专生，其惩罚将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