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有一则新闻令我极为震惊。一群来历不明的人士在羞辱了一名巴基斯坦籍男子之后，切断对方的生殖器官。该名持有联合国难民署证件的受害者痛得晕了过去，由他的朋友协助报案。尽管本国警方接到投报并证实这起事件，调查工作显然无从下手。

这类弱势外籍人士遭攻击的事件时而有之，但因为缺乏证人，或受害者基于没有“合法”身份而不敢报警，因此往往不了了之。 

几天前，一名巴基斯坦籍移工在雇主拖欠薪水5个月，索取不果之后，在社交平上揭发雇主无良，随后自寻短见。命案发生后，该公司迅速协助处理死者后事，并还清拖欠的薪水，称之为“善意支持” (goodwill support)，极为讽刺。

尽管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资金周转不灵，任何公司都不应该持续拖欠薪金。尤其员工继续开工，就意味着仍然有生意上门，不发薪水可说天理不容。人死了才忽然全数发放薪水，即说明公司的财务状况仍然足以应付窘境，所以这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劳工局务必彻查追究，否则难以服众。

这两起悲剧突显的是马来西亚从官方到社会对于弱势外籍群体权益的无感甚至漠视，也间接助长了一些人欺善怕恶的心态，肆无忌惮地凌辱他人而无惧法律后果。

其实我也不必感到惊讶，毕竟马来西亚针对弱势外籍人士所表现出来的排外情绪甚至仇恨言论早已不新鲜。去年的这个时候，网上正散播着铺天盖地，冲着难民和移工 - 尤其是罗兴亚人 - 而来的假新闻，因为行动管制令期间无处可去的各族网民，在不同的语文的社交媒体上向无辜的罗兴亚社群肆意辱骂，叫嚣和恐吓。

网络科技确实让使用者受益匪浅，让他们可以决定所接收或传播的资讯，增加他们说服，影响甚或误导他人的能力。因此，不求证就转发是社交平台兴起之后的普遍现象，也让网络平台乱象丛生。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马来西亚人对网络媒体或网站资讯的识别率颇低。每加入一个群组，就得有心理准备不时被虚假或似是而非的资讯轰炸。不指正，恐怕助长这股不良风气；指出谬误，又似乎成了干扰“社群和谐”的坏人。但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去做；撑不住了，唯有选择退群，眼不见为净。

回到排外情绪这件事。动辄在危机当中寻找替罪羊，特别是归咎弱势和遭边缘化的群体，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习惯。当人们寻求明确资讯，例如疫情何时结束，或想得到保障，像是困难时期持续的经济援助而不得之时，就自然而然会把本身的焦虑，不安，恐惧甚至仇恨发泄在更弱势的群体身上。

疫情爆发至今已经一年多，仍旧未能见底，排外情绪也高居不下。但这个现象不能只怪罪民众被社交媒体或网站误导，政治人物也必须承担相当部分的责任。

慕尤丁首相日前针对缅甸的局势发言，指国内排外情绪日益严重，因此希望在本国境内的难民能够“安全回家”。他说这番话可一点不感到脸红，完全无视其政府过去一年疯狂而违反人权的取缔行动加剧了民众的排外情绪。

尤有甚者，内政部长韩查再努丁也曾嘲笑批评当局的非政府组织承担被关在扣留营里面的移民们的费用，公然推卸当权者理应负起的责任。

韩查的发言尽管荒谬可笑，却实实在在反映了许多马来西亚人的思维。每当有人捍卫难民，移工或无证移民的权益之时，总会有一批网民要他们“领养几个回家”。

我已经写过，把公共议题个人化是很懒惰且逃避现实的作法。一个人支持有特殊需要的人，不意味着他就必须亲自领养他们；正如很多人知道社会上的鳏寡孤独或低收入者需要协助，实际行动不是逐个领养，更多时候是推动政策改革，让他们得到公平的照顾。

韩查的言论，正好与这些网民们的心态契合。国盟政府虽然令人厌恶，但他们在难民，移工和无证移民的课题上，其实也助长了民众的排外情绪。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话倒是没错。

因此，除了政府政策的失败，例如始终不肯正视难民的困境，给予他们应有的法律保护，不愿改革劳工法，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障和福利，并提升监督劳权侵害事件的机制之外，这个国家长期妖魔化弱势外籍群体也是违反人权个案层出不穷的关键因素。

政府和民间若不躬身自省，痛定思痛，这两名巴基斯坦人的悲剧还会陆续有来。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