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个月，西班牙政府宣布将立法规范外送服务行业，一旦国会通过，就意味着该国8000名左右的外送员将获法律认可为外送公司的雇员，享有和其他行业的雇员一样的职业保障，包括最低薪资和病假等，可谓领先欧美国家。这对从事长时间工作却缺乏法律保障的外送员是一项喜讯。

所谓的零工经济，指的是按需求而完成的单件工作或服务。

在马来西亚，我们所熟悉的电召车和电召外送服务都是零工经济的一部分，但这个领域其实涵盖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服务，例如为了孩子生日，可以请人上门表演或摄影，又或者透过网上应用程序，请人上门打扫。

这些提供服务的人都有好些共同点，即：不定时定点工作，收入不固定，也没有社会保障，被解雇也不得享有依据《就业保险计划法令》所提供的失业援助金。 

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所发表的一份报告，零工经济的参与者占了马来西亚劳动力的26%，或400万人；而公积金局与2017年的调查显示这个领域于一年之内，规模成长了31%，这都说明了越来越多人出于种种因素，选择更具弹性而非固定的工作。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本国大专教育专业化不足，所提供的科系千篇一律，加上经济转型失败，缺乏新型产业，也就难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致许多年轻人一踏入社会就面对僧多粥少的残酷现实，唯有成为零工经济的一员。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一年，多家企业裁员甚至倒闭，选择零工经济的人口肯定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且当中不乏被迫中年转行者，他们多数已有家室，背负车贷和房贷，所面对的经济负担绝对比社会新鲜人要来得大。

尽管零工经济领域如此庞大，国家所提供的法律保障却少得可怜。就以外送员为例，他们没有最低薪金，收入全凭有没有工开而定。因此，虽说我国失业率偏低，政府的统计往往纳入就业不足（underemployed）的人口。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业不足的意思是指所有“受雇于有报酬的工作或自雇的人群，而该人群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工作时数少于有关工作的公认的正常时数，并且在统计（劳工部统计就业情况）进行期间，正寻找工作或随时可以担任更多工作者”。不少的外送员就属于这个群体。一个外送员如果因为竞争激烈，或个人健康状况无法赚取基本薪金，即与近乎失业无异。

政府不愿给予从事零工经济的人口更多的法律保障，把他们排除在《雇用法令》之外，统计就业人口之时却把他们包括在内，可说极为伪善荒谬。

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曾表示，政府对仅有7%的零工经济者于去年上半年向社会保险局（SOCSO）注册而感到担忧，有意修正现有的《自雇社会保险法令》以强制他们注册，却碍于国会停摆而无法推行。

日前，交通部长魏家祥也表示希望推出政策监管电召服务并保障员工福利，但我们也只能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真有意推动改革，他们两位部长至少应该提醒慕尤丁恢复国会辩论相关法律，才能显示诚意十足。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