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个案在本周飙升，首相慕尤丁在星期二的电视演说中再次提及无证移民和监狱的囚犯分别是沙巴和吉打二州情况恶化的原因，充分显示他试图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心态。

早在今年5月慕尤丁领导的政府扭转之前对无证移民网开一面，鼓励有症状者出来检测的立场，忽然趁着肺炎危机实行行动限行令期间大肆逮捕，当时我就说过此举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反而把可能患病的移工吓得四处躲藏，不敢求医；而扣留所拥挤与恶劣的条件则成了感染和散播病毒的温床，形成更大的公共卫生灾难。

果不其然，全国至少五个扣留所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最严重的是吉隆坡的武吉加里尔扣留所，因为当时移民局执法单位着重在巴生谷地区取缔无证人士，从画面上可以清楚看到行动之时，执法人员不但不遵守卫生部所颁布的标准作业程序(SOP)，被扣留者之间没有社交距离，而且还把他们当犯人那样，两人铐一个手铐，极度不人道。

当时大部分的民众并不同情这些体制的受害者，而是出于对外劳的恐惧，歧视和偏见，支持政府的做法。

监狱和扣留所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恶劣早已不是新闻。从1990年代开始至今，《妇女力量》(Tenaganita)和《人民之声》(Suaram)等人权组织年年向政府提呈相关报告都得不到回应。

1995年，《妇女力量》的已故创办人艾琳费德南斯(Irene Fernandez) 就因为揭发扣留所孟加拉移工遭虐待的事件，被当时的马哈迪和安华政府以“散播假新闻”为由控上法庭，直到2008年才获判无罪释放，证明她对当局的指责不假。

由于工作关系，我到过半岛几乎所有的扣留所和主要监狱，处理难民和移工的事务。和他们的面谈经常被安排在牢房外面，因此可以亲眼目睹情况之恶劣：三几十个人一个牢房，共用肮脏简陋的厕所，不在话下；狱卒动辄掌掴或辱骂也时而有之。

我和同事们把这些事件记录在案，交由难民署反映给内政部，至今仍然未有显著改善。

从1970年代开始，菲律宾南部人民就因为内战和经济萎靡而往沙巴避难或谋生；1990年代马哈迪政府更出于政治目的，透过如今恶名昭著的IC计划引进大批移民，选举过后，达到目的，则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之后历届政府为了开发油棕业，大量聘用来自印尼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的移工，有证和无证的都有。无证移工则和无证的菲律宾人一样，无法享有医疗服务；他们和本地人所生的孩子成了无国籍，人数少说也有五万，同样没有教育权，成为被剥削的对象，情况令人担忧。2015年，《半岛电视台》就此课题做了纪录片，值得参考。

无证移民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医疗服务。根据联邦宪法第九造表的并行列表(The Concurrent List of the Ninth Schedule)，联邦国会和沙巴州议会皆有权制定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然而，一旦两者出现抵触，则是以前者的现行法律为准。

因此，这几十年来，即使历届沙巴州政府曾经考虑修法允许无证移民到政府议医院求医，却因为宪法的限制而作罢。当然，缺乏政治意愿，害怕政治反弹也是原因。

从马哈迪时代开始，经历了几个首相再加上马哈迪2018年回锅，都未曾认真解决沙巴无证移工的问题。如今慕尤丁把责任推给沙巴无证移民之时，也忘了自己几十年来是马哈迪，阿都拉以及纳吉政府的一员；他们失责就是他自己失责。

尤其在希盟政府时期，他还是内政部长，并未展现出魄力和决心解决扣留所以及监狱拥挤，脏乱和一连串死于非命的案子。

希盟一众领袖，包括此刻趁机刷存在感的刘镇东，非但不积极推动改革，反而不断美化吹捧马哈迪和慕尤丁，一点不会脸红。

卫生部总监诺希山曾呼吁民众不要污名化年初吉隆坡大城堡宗教集会以及无证移工，因为此举无助于鼓励他们出来检测。诚如《群议社》近日的文告所言，慕尤丁应该展现同样的宽容与谅解，避免二度伤害被扣留的无证移民，更不能够逃避责任，而是拿出具体的措施对抗疫情。

政府此刻应该立即停止无差别逮捕无证移工，下令全国所有政府医院和诊所来者不拒，以鼓励任何有症状者出来检测。保护移工就是保护自己，沙巴和吉打案例的飙升已充分说明自私和短视的政策最终只会让整个社会付上代价。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