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卫生部公布的新冠肺炎数据，出现了新的簇群，即武吉加里尔扣留中心有35名外籍人士确诊，主要是缅甸和印度移工；在这之前，缅甸报纸《伊洛瓦底》 (The Irrawady)报道，马来西亚遣返400名缅甸公民，其中5人在抵达之后确诊。

对于事情如此发展，我一点不感到意外。早在疫情在国内扩散之时，我就写过无论有证或无证，我们有责任确保数目庞大的移工群体得到充分的医疗保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自己。 

政府原本对无证移工网开一面，呼吁他们若有新冠肺炎症状，应立即前来检测，保证不抓人，却在之后以“宽容并未换来回应”为由，开始搜查并逮捕无证移工。在雪隆地区，先是趁封锁期间在吉隆坡市中心Masjid Jamek/Masjid India 一带的几座组屋和士拉央批发市场大肆抓人，接着本周也在八打灵旧区(PJ Old Town)行动，几个地方加起来，至今总计有大约1000名无证人士被逮捕。

政府突如其来的行动很耐人寻味，因为卫生部之所以一开始采取宽容的措施，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移工接受检测，以免疫情恶化；之后罗兴亚船民事件所引发的仇外情绪和针对这个社群的一系列假新闻，以及对无证移工所展开的取缔行动，很显然带有舒缓执政集团政治上内外交困，转移视线的动机。因为马来西亚社会对移工的歧视甚至厌恶也未曾减少，政府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民粹措施很容易取得民众认同和支持，被视为“做了好事”。

然而，大肆逮捕外劳并不能解决移工人口庞大的问题。马来西亚的无证移工少说也有300万，政府的逮捕行动在他们当中徒然制造恐惧，四处窜逃，并不能取得实质成效。几个行动至今只抓了1000人，却造成数以十万计的无证移工四处躲藏，假设感染了冠状病毒，等于在全国扩散。

再者，即使政府下定决心抓完300万的无证移工，势必要出动大量警力和军力，也要其他措施配合，例如实施宵禁，透过宣传鼓励通报等，也会重创马来西亚经济，首当其冲就是依赖移工的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种植业和农业等等，因为业主的外籍工人不是被抓，就是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逃逸。

最后，鉴定无证人士的国籍，与相关国家交涉安排遣返等事宜都费时费力，等待期间，全国十几个扣留所根本不足以应付数目庞大的被扣留者，届时拥挤和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只会制造更大的公共卫生灾难。

因此，我不认为政府不曾考虑过以上种种后果。之所以一意孤行，纯粹只是为了抓些外劳，杀一儆百，要业主停止雇用无证移工，同时安抚马来西亚民众恐惧或厌恶外劳的心态，但于解决外劳过多的问题并无任何助益，反而带来更多负面的冲击。

马来西亚人普遍有一个迷思，即“外劳抢本地人饭碗”，所以把移工都赶跑，本地人就会有工作。事实上，外劳之所以受雇主欢迎，不外乎可以压低他们的工资，尤其是无证的工人被剥削的情况更严重。再来就是各国移工一般是借钱出国打工，目的在于赚钱，一开工就背负了债务，因此不但乐于加班，也因为依赖这份工作，即使超时工作一般也不会抗拒，可说是任劳任怨。

政府在取缔外劳行动开始以后，有些媒体走访巴刹业主甚至移工本身，都证实了一件事：本地人不愿意做辛苦工；即使有，也做不长久，外头一有别的机会就另谋高就，此乃人之常情。

最关键的是，马来西亚之所以有庞大的移工人口，和国阵到希盟时期政府内部黑箱作业有直接关系，因为雇用移工必须通过中介公司才能成事，而这些公司通常和内政部有密切关系，尤其内政部个别部门手握不同产业移工人数配额的权力，自然容易衍生问题。已卸任的前反贪委员会主席拉蒂花就说过，聘请外劳在本国是一门大生意，其中充斥着贪污舞弊和剥削。 

当我们说“非法外劳”之时，其实忽略了大部分移工是以合法途径入境马来西亚，之后却因为工作货不对办甚至没有工作，更新或延长准证之时又被要求缴付更高而用途不明的费用，最终被迫选择原本工作证所核准之外的工作，变相从合法变非法，这些都是政府内部官商勾结的结果。

因此，政府应该做的是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对无证外劳实施大赦，保证不逮捕不扣留，让他们在地合法，方可据实统计人数，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并根据各个产业需要，重新分配外籍劳力。所谓“打击非法外劳”的行动，其实治标不治本，很多时候反而是作为体制受害者的移工二度被惩罚。当不知情或对外劳有偏见的民众在旁鼓掌叫好之时，始作俑者的贪官们心里正在暗笑呢。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