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迪，李光耀和李登辉都是在二战前出生的政治领袖，经历过大时代转变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冲击和确立。

马哈迪和李光耀分别在英国殖民体系下成长，李登辉则是日本帝国统治下的台湾人。1942年初，日本发动侵略行动，击败当时看似强大的英国，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长达三年零八个月，命运将这三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同时放在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也型塑了他们的政治性格与思维。

就马哈迪而言，日据时代日子虽然艰难，英军的溃败却让他见识到白人的殖民主义并非坚不可摧，从而催生了马来民族的自豪感；加上战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复兴崛起，更强化了他对日本浪漫的想象，在国际上无视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系，期待扶桑国能够做领头羊，建立一个可以向西方说不的亚洲；在国内则大搞“向东学习”，以日本科技为师（韩国仅是陪衬），毁誉参半。

日据对李光耀的冲击也不小。有别于马哈迪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李光耀是殖民者政策所培育的精英，因此他曾深深效忠大英帝国。然而超过八万名英国联军在总司令白思华（General Arthur Percival）的率领下，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的画面，动摇了他对“母国”的信心；李光耀在其回忆录《新加坡的故事》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复杂情绪；战后赴笈伦敦和剑桥大学，即使英语不下于英国人，依旧赤裸裸体会了白人的种族主义，再次冲击他作为“帝国子民”的认知。

李登辉的帝国经验则有别于两人。他和李光耀一样，受惠于殖民政策，甚至自认在22岁以前是日本人，皇民化时期取名岩里正男；战后国民党接收台湾，随后发生普遍被诠释为“省籍冲突”的二二八事件，蒋中正政权强加于台湾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使李登辉这一辈受日本教育的精英既感害怕又无所适从。

李登辉出生以后，日本殖民政权基本上已经稳固，统治初期原住民和汉人的反抗运动日渐薄弱，因此已无需早期的残酷镇压，代之以较为柔和的政策，因此李登辉虽然体会过日本人的歧视，却感受不到马哈迪和李光耀所目睹的日军恶行，反而对日治多有赞美。这当然也和他家族的背景与社会地位有关；当时很多家境贫寒而与日本精英教育体系无缘的台湾人也未必同意以李登辉为代表，全面肯定日治的精英观点。

这些人都亲身体验了帝国的强大和溃败，其中马哈迪和李光耀得出强势领导才是王道的结论，也表现在他们无所不有其极的执政手段当中。

殖民统治和政权更迭确实深刻地影响了这三个政治领袖的国族认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带领民众“出埃及”的使命。

李光耀充分体会了人生中四度更换“身份”的无奈：英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冒着风险削弱各族的母语教育，致力于营造共同的新加坡认同。

李登辉则因为台湾人一再受到外来政权的统治，大权在握以后，以民主选举的途径建立全新的国族认同，甚至在1970年代台湾经历了被逐出联合国和台美断交两大外交危机以后，成功让台湾重回国际政治版图，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华府重视台北的意见。

虽然我不认为“台湾认同”一定是他初始的内心选择，但这条路线毕竟能够巩固他的权力甚至确立他作为现代台湾国父的地位，对他来说终究是个理性的决定。

马哈迪则比较不幸，因为他两度领导的马来西亚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族群与宗教的国家，更有王室的传统，使他必须经常在马来民族主义，马来西亚国族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化浪潮中抉择斗争，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施政上的矛盾甚或荒谬。

李光耀入土已逾五年，但他留给新加坡的政治遗产仍然稳固清晰；马哈迪虽然创造了两度任相的历史纪录，却因为刚愎自用，有所成就之余也给国家制造了更多问题。

至于李登辉，卸任后的20年依旧透过不同的政治势力左右台湾政局，最后更凭借蔡英文延续了本身的政治路线，可谓笑到最后。

随着李登辉高龄离世，如今亚洲具有这种性格与特质的领袖仅存马哈迪，一个宏大的时代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结束，但后人必将继续辩论他们的功过。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