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yod）被白人警察“跪杀”事件引发全球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马来西亚也产生一些效应。例如人权委员会就发表文告，提醒马来西亚社会吸取美国的教训，反省制度性的种族歧视 （systematic racial discrimination）。 

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此前曾发表报告，表示印度人只占马来西亚人口的比例不到7％，但却占了官方报告的警方拘留死亡人数的近四分之一（23％），质疑我国警方在执法上是否存有种族偏差。

与此同时， 非政府组织《共同消除羁押中的死亡和虐待》（Eliminating Deaths and Abuse in Custody Together，EDICT） 则呼吁谨慎看待马来西亚死于羁押中的各族人士的数字，重新审慎检讨警方是否如同美国一样，在执法时刻意针对本国印裔社群。

无论如何，印度人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被边缘化的社群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很多人都记得净选盟几次轰轰烈烈的大集会，视之为建构马来西亚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事件之一，却甚少提及2007年11月25日，由印裔公民组织兴权会发起的大示威吸引了数万名人士出席，其中以年轻人为主。

兴权会大集会的远因是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出台以后，印裔社群在教育，就业和公务体系方面的权益日益遭到剥削的事实；近因则是19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印度庙被拆事件，加上几宗兴都教丈夫改信伊斯兰教，夫妻离婚以后所引发的孩子抚养权等争议。

我仍记得2007年，兴权会大集会前的几个月，我在一家银行办理手续时，保安人员忽然冲进来把门关上，说外面刚发生了抢劫案。一位柜台人员不假思索问：“是印度人吗 ?”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用马来话大声回问：“为什么不是马来人或华人 ? 为什么一定是印度人 ?” 银行内一时气氛很僵。

的确，马来西亚当下普遍的观感是印度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犯罪问题，尤其是私会党之间的械斗和抢劫案。但历届政府似乎从未认真检讨问题的根源，除了印裔社群本身之外，社会上都缺乏相关讨论，以致这个问题延续至今，社会观感偏差日益严重。

我们就以印度庙被拆的事件来说好了。印度人来马来亚的历史和当时的英国殖民者大量开发橡胶种植业密不可分，因此绝大部分印度南部淡米尔纳都邦（Tamil Nadu）的劳工来到了马来半岛就住进了园丘，几乎与外界隔绝。

从事割橡胶工作的华裔当然也不少，但比例低很多，而且华裔劳工多数居住在资方设在橡胶园之外的“公司”宿舍，未必比印裔住得好，但胜在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也因此扩大了参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可能性。

Michael Stenson在《马来西亚半岛的阶级，种族与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印度人的政治历史》 （Class, Race & Colonialism in Peninsular Malay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alaysian Indians）一书中就引用了资料，显示在1930年代的欧洲人所拥有的园丘，南印度劳动力是每100依格10.2人，同样的比例，华裔是2.7人。

印裔劳工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受制于所谓的工头 （kangani），因此几乎不存在转换工作的机会，严重影响了向上社会流动 （upward social mobility）。更遑论设在园丘内的淡米尔文学校，师资与设备都极不理想，教育素质因此欠佳。

马来亚独立以后，印裔园丘工人的境遇并未获得改善，而新经济政策落实过程中的种族偏差使印裔社群的经济情况更为恶化。根据Selvakumaran Ramachandran在《马来西亚的印裔园丘劳力》 （Indian Plantation Labour in Malaysia）一书，在马哈迪主政的第四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81 - 1985年），印裔园丘工人的贫穷率飙升；当时的政府也以“园丘不在乡区发展范围之内”为由，拒绝把园丘工人的福祉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当中，视之为资方的责任。

1980年代开始，马哈迪政府鼓吹工业化，加上橡胶业在全球所面对的竞争，困境与局限，大量橡胶园被收购发展成工业区，新镇或转型成油棕园，当局却没有相应的政策安顿被迫离开园丘的印裔工人，致使他们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更影响了下一代。

到了1990年代，政府更是开放劳力市场，引进印尼和孟加拉劳工从事油棕业的工作。他们工资更为低廉，也因为不是公民，权益有限，更容易控制，但将近一个世纪依赖园丘业的印裔社群就更为边缘化，衍生出一些城镇城市地区严重的失业和犯罪问题。

原本设在园丘内的多个印度庙也因为没有土地拥有权，被执法当局铲除而引发宗教争议。（例如2018年底因为捍卫Seafield印度庙而发生的肢体冲突导致人民伤亡的不幸事件，该印度庙原本就在一个名为Seafield 的园丘内。） 号称代表印裔群体的国大党推出的种种企业项目，最终也不过让其领袖中饱私囊而已，这是2007年印裔人士上街的关键因素之一。

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就能明白当国家体制不公平，社会结构产生偏差之时，贫穷和犯罪就接踵而至。这和种族或族群的文化与特性未必有直接关联，更多时候是政策上的忽略所导致的结果。

因此，与其继续争论马来西亚警方是否在执法上有偏差，不如更深入探讨印裔社群的困境，找出结构性的原因，对症下药。遗憾的是，无论是国阵，希盟或现在的国盟政府，都未曾拿出具体的政治决心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