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依赖移工的国家，移工乃相对弱势群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例如新加坡大量依赖孟加拉和印度移工，可是很多后者的居住环境却欠缺理想，十几个工人挤在一个宿舍房间里面是常有的是。

虽然报道指出这些宿舍也多配有空调，但密集的居住空间在平时看似正常，一旦发生类似当下的公卫危机就曝露其弱点。新加坡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在过去一个星期节节上升，就是明证。

其实不止新加坡，就连我们普遍认为富裕，卫生和井然有序的日本也在这次的危机中凸显其长久被掩盖的社会问题。为了迎接原订今年夏天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在过去几年扩大技术实习训练计划，大量引进尼泊尔，孟加拉，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劳工，却衍生许多劳力剥削的问题。

例如专注监督制衣业的非政府组织干净衣服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在一份题为《日本制造》的报告中指出居住环境拥挤和恶劣是在日移工面对的其中一个严重问题，特别是碰上冠状病毒之类的疫情或流感，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这份报告所揭发的个案，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日本社会华丽表象的背后究竟还隐藏了多少类似的情况。

历史上发生的疫情，对移工群体的冲击往往都很严重。例如上个世纪初发生在马来半岛的西班牙流感，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就是印度劳工社群。

所谓社交距离对因为经济状况欠佳而无法享有理想居住环境的人而言是一种奢侈，不少本国公民也面对这个困境，只是移工的情况会更为恶劣。

例如我在任职于联合国难民署之时曾多次因为工作关系访问难民在巴生谷一带的住处，这些难民因为不被马来西亚政府承认，因此都是靠打黑工维持生活，属于移工的范畴。

我见过最夸张的是30几个人住进一个大约800平方尺的组屋单位，由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轮班制，所以大家按各自的上班时间轮流睡那十几张双层床。

虽然他们都把房间收拾整齐干净，这样的居住环境毕竟难免引发卫生问题，就有几次因为一两个人得了感冒，整个房子的难民集体被传染。

为了了解这次疫情对移工的冲击，我联系了几个大使馆的人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士。一位菲律宾移工领袖告诉我虽然在半岛工作的菲律宾人基本上情况不算太恶劣，因为他们本来组织能力就很强，人数也不算太多，大概也就是七万人上下，而菲律宾输出劳工行之有年的关系，移工团体之间已经建立起相对有效健全的支援系统。

然而在沙巴人数不详的南部菲律宾移工情况就很恶劣，尤其很多在油棕园工作，几乎处在与世隔绝的状况，即使发生感染外界也未必知晓。

菲律宾因为视沙巴为其固有领土，一直不愿意在亚庇设立领事馆，虽然近年马菲两国针对领事馆课题展开谈判，但进展缓慢，阻碍了对沙巴境内菲律宾移工的援助。

工厂和工地停工当然也影响移工的收入。和马来西亚人轻易就可以到新加坡工作，或利用免签的方便到澳洲与英国跳飞机不同，来马工作的移工很多都是向家乡的亲人，朋友甚至大耳窿借贷才得以出国赚钱，因此第一天开工就已经负债累累。

一旦停工，就是广东人说的手停口停，家人却还等着他们汇款回国维持生计以及打发大耳窿，否则就会有麻烦。

孟加拉移工尤其如此。2016年，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一份关于马来西亚和孟加拉的劳工协议报告就指出，一个孟加拉公民需付介于3000到4000美元（折当时大约12000到16000令吉）的中介费才能成行，而很多移工来自孟加拉乡下，这笔钱可是大数目。 直到今年初，孟加拉工人需缴付大笔中介费的问题仍然未获得解决，反而变本加厉。  

孟加拉工人的薪水又偏低，因此需耗时一年以上慢慢还清借贷是常有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碰上肺炎危机，他们依旧坚持汇款回国。

我并非要偏帮移工，而是我们的社会既然需要他们，就不能在新冠肺炎危机之时以公民权为划分，把他们排除在任何援助之外；而呼吁关注移工和难民社群不意味着我忽视其他群体，例如低收入者以及原住民的需要。

但如我之前所言，我很欣慰社会上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对有需要的群体不分国籍伸出援手；新加坡社会也有人在此刻意识到移工（他们普遍称客工）的存在而呼吁善待。我希望这种宽容的精神能延续到疫情结束以后，并催生政策上的修正，也就不枉我们一起度过这场危机。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