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门的统计，2019年全球国际劳务移民人数估计达到2亿7200万，相比于2010年增加了5100万。

换言之，全球人口中有3.5％的人出于就业，经济，政治，宗教，婚姻，教育或移民等等理由，离开本身的国家，往他国移动。而劳务移民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来得快，意味着越来越人因为经济压迫，贫富悬殊，薪资停顿，家庭因素，政治打压，通讯发达和交通便利的缘故而出走。

当我说劳务移民的时候，不光指一般从事劳力工作的所谓外劳，同时也包括白领阶级和专业人才。例如英国就有高达130万的公民因为工作，婚姻，求学甚至退休，住在欧盟各个不同国家。

英国脱欧以后，符合资格者可以选择申请某个国家的居留权甚至公民权（特别是爱尔兰裔英国人），否则就得离开，这些都是2亿7200万劳务移民人口当中的一部分。

又例如目前有820万的叙利亚人在国外，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2011年开始的内战而造成的难民，这些人也属于国际劳务移民的范畴之内。

再来，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从劳务移民转移的资金总额达到6890亿美元，创下史上新高。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资料，同一年在我国的移工汇回他们各自国家的资金总额是292亿令吉，其中制造业的移工汇款占了36%。

我知道一般人看到以上这些数字，难免抱怨移工过多造成外汇流失。然而，事实是马来西亚大量依赖所谓的“低技能”移工，其比例从从2011年到2017年之间上升了16%，之后也没有下降的趋势，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将近30年的产业转型失败，至今仍然过度依赖种植业，建筑业和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

这些产业都需要庞大的密集型劳力，在工资欠佳，工作条件辛苦恶劣的情况下，自然无法吸引太多的本国工人。

于是，我们的产业需要移工；而移工飘洋过而来当然是为了养家活口，不是为了给马来西亚做慈善事业，因此赚了钱再汇款回国是天经地义的事，和马来西亚人在美国，英国和澳洲跳飞机，或在冠状病毒危机前在新柔长堤两端通勤上班是一样的道理。也因为他们的汇款，得以让很多小城镇的中小型生意生存下来，例如柔佛南部就是如此。这些从马来西亚外流出去的劳动人口为我们的经济作出的贡献，其幅度之广很值得研究。

但我们看事情不要只看一面。多数从事低薪工作的他国移工除了把钱汇出去，同时也在马来西亚国内消费。当然，基于财务靠量和个人所需，他们的消费形式肯定有别于本国人，数额也不会太高，但他们确实带动了底层经济。

而国库控股研究机构和世界银行的分析都显示低薪移工贡献了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并且不直接与本地工人竞争，双方其实互惠互利。

我写了以上这些，目的在于说明我们在过去30年其实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

所谓全球化不只是马来西亚人可以到国外就业定居，尤其那些抱怨因为新经济政策而导致人才在本国不受重视的非马来人，本身如果确实学有专长，可以到海外谋求机会；但我们不能只期望全球化为我们的利益服务，而排斥别人的需要。

毕竟马来西亚也因为搭上这班全球化列车，各个产业大量引进移工，加速了产业的生产和规模，其滴流效应就是很多我们原本的工作有人代劳，让我们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其他活动，例如家务工。

说到底，全球化一开始就是资本家和财团追求低成本低工资而倡导的模式，否则历届马来西亚政府不会因此染上依赖低薪劳力的恶习，从中引发了严重的劳权侵害问题。

这次的冠状病毒危机，我看到国内很多组织与个人发动派送物资和药品的善举，我所属的群议社也有份参与；而国盟政府很显然受到公众的压力，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慕沙昨天才一改排他性的作风，宣布将为吉隆坡两座被封锁的组屋的1850名住户提供免费午餐及晚餐，这些都是很值得鼓舞动的现象，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依然有人在关注这个非常弱势的群体。

这次危机让我们都有了很多感悟，其中一个就是提供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马来西亚社会应该如何对待移工的机会。不管他们是因为工地停工而生活陷入困境，或是被困在吉隆坡两座组屋当中，以外劳为主的居民，在这个关键时刻，彼此对物资和卫生的需要没有分别，也更凸显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平等相待。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