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在全球造成的冲击不仅表现在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上，更凸显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日益连接，无法切割，尤其是劳务移民方面，更是明显。

国盟政府在本周开始实施行动限制，其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就是每天来回新加坡工作的本国工人。慕尤丁一宣布紧急措施以后，新柔长堤往岛国方向的车道立刻塞得水泄不通，因为马劳们深怕一旦错过离境时间，就可能少了两个星期的收入，更何況限制令或因为民众配合不足而延长。

关键时刻，新加坡政府即刻展现其务实的一面。人数高达30万的马来西亚移工是新加坡经济的骨干，他们的行动受限制，新加坡的日常生活运作也必然受影响。于是通讯及新闻部长易華仁和高级政务部长沈颖马上到访新加坡邮政公司加冷运输基地，向数百名马来西亚员工致谢，而新邮政也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住宿；人力部长杨莉明並宣布，任何有马来西亚籍员工面对住宿问题的公司可以得到每日50新元(约150令吉)的补贴。

光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唇齿相依，经济互补的不争事实。但正如其他所有依赖移工的社会一样，总会有一些新加坡本国公民对政府这种“拿本国纳税人的钱补贴外国人”的举动深感不满。而发表这些言论的人普遍上刻意不谈的是，即使是外国工人，他们一样缴税，也缴付公积金。特别是在新加坡工作的西马人，除非符合该国政府所定下的条件，否则必须在满55岁以后才能全数领取公积金。这一大笔钱对新加坡政府可是很可观的投资基金。

看回马来西亚。自从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希盟或国盟政府在面向庞大的移工群体方面，所做的乏善可陈。虽然一月底卫生部下达指令，任何感染新冠肺炎或与感染者近距离接触的外国人无需缴付看诊费，但这个指令迟至最近才广为所知，也没有其他移工原籍国的语文。相比之下，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备有各个主要难民来源国的热线电话，或许做得依然不足，对有需要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却是佳音。

如我之前文章所述，台湾政府一早就备有各国移工熟悉的语文，便于资讯传达，值得马来西亚学习；除了台湾，同样依赖移工的巴林和卡塔尔也有相同的作法。 这说明了在一个全球劳务移民已经是不可扭转的趋势之下，任何国家一旦顽固地坚持“来本国就得通晓本国语言”这样落伍的国族主义思想，在遇上类似当下的危机之时就得准备付上社会代价。

除此之外，无论有证或无证，马来西亚的移工一般的居住条件并不理想；很多简直可以用恶劣来形容，无证移工的生活条件尤其不堪设想。当我们在谈保持社会疏离之时，完全没有想过这些为马来西亚经济作出贡献的移工们的情况；无证移工也因为害怕执法当局对付而不敢寻求外界协助。

全马有几百万寄宿的劳工，劳工部却只有不到400名劳工检查员，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也是个疑问。

讽刺的是，当政府因为肺炎危机而追踪吉隆坡大城堡宗教集会出席者之时，才想到可能无法联系两千名罗兴亚人。如果之前的政府在当时罗兴亚难民潮爆发之际，拿出决心透明化注册并安顿他们，而非制造弥漫着整个社会的“国家安全危机/治安问题”那样的排外氛围，要找出他们的下落就容易得多。

这次的新冠肺炎危机给马来西亚社会的一个教训就是：若要依赖移工，就得善待他们。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政府应该拿出魄力，停止缉捕所谓的“非法外劳”，实行有限期的特赦，鼓励他们出来注册，有需要的则免费接受健康检验和治疗。

为防执法单位滥权舞弊，也应该允许人权委员会和律师公会等中立的团体监督作业程序。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一味妖魔化外籍工人，最终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