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六沙巴州金马利国会议席补选，与希盟具有策略合作关系的民兴党吃了败仗，巫统以显著的多数票取胜，其中一个关键课题就是之前沙巴州政府宣布给州内的无证移民发临时证 （Pas Sementara Sabah），以此划一证件，方便统计人数，却引发州民担忧此举将变相成为另一次的IC计划；巫统在这次补选中与团结党通力合作，炒作临时证课题奏效，终于再下一城。

对以基督徒为主的卡达山社群而言，IC计划导致大量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涌入沙巴，颠覆了以卡达山人为首的团结党政府，是他们心里永远的痛。讽刺的是，今天沙巴州内无证移民人口暴增其实是当年马哈迪和安华领导的巫统为了增加穆斯林选民人数所种下的祸根，民兴党之所以一直不正式加入希盟，就是为了与马哈迪保持一段距离，但始终为无证移民这个历史问题所缠绕，无法解套。

补选尘埃落定以后，沙巴副首长威菲利表示“理解人民反对沙巴临时证的情绪，而这乃是肇因于前领袖的历史错误”，并补充“若沙巴人民极力反对该政策，或许需考虑将难民送到第三国家”。  

威菲利或许不明白真正问题的所在，又或许故意混淆视听，让原本复杂的情况变得更为棘手。

沙巴穆斯林人口在1970年代开始增加，主要原因是菲律宾南部的分裂主义活动导致当时马可斯总统领导的马尼拉政府强力打压，大批苏禄群岛一带，以苏禄-巴遥族为主的穆斯林逃到沙巴避难。时任州首长慕斯达化哈仑（Mustapha Harun）所领导的执政党是以苏禄-巴遥族穆斯林为主的沙统（United Sabah National Organization，已解散），他以“人道主义”为名，广开大门，让为了逃避战争的苏禄-巴遥人进入沙巴寻求庇护。

所谓难民，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的定义是“因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也就是说当时进入沙巴的苏禄-巴遥人确实害怕因为本身的族群或信仰背景而被马尼拉军队对付而逃离家园，因此符合难民的资格。但慕斯达化的目的其实不单纯出于人道精神，而是看准这些菲律宾南部的难民和他同宗同源，吸纳他们将来成为沙巴州民，可以增加苏禄-巴遥穆斯林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是当时经济蓬勃发展重要的廉价劳力资源。

很多人不认同接收这些人，但我们必须明白当时进入沙巴州的苏禄-巴遥人面对实在的政治风险，需要国际保护。慕斯达化固然有私心，但不能否定这些难民应该得到人道庇护。有兴趣更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可以参考长期研究沙巴无国籍儿童与难民议题的学者阿兹查（Azizah Kassim）教授的论文。  

慕斯达化下台以后，联合国难民署于1976年进入沙巴协助甄别难民，并在州政府协助下设立难民村收容他们。当时注册的难民人口大约是六万人；1987年，难民署将难民村管理权交给当年团结党领导的州政府，从沙巴撤离。到了2016年，联邦政府的特别任务小组估计当年那些难民加上他们的子嗣大约是八万人左右。  

无论如何，当年慕斯达化的做法为后来马哈迪的IC计划开了一个先例，大量引进其实不具难民资格的穆斯林移民。由于过去四十年来政权更迭过程中的乱像，至今已无法准确估计沙巴州的无证人口有多少。这些人到沙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工作，而非寻求庇护，也就是所谓的经济移民，他们现在虽然成了历届沙巴州政府的政治包袱，却不能与难民混为一谈。

弄清楚了这段历史和背景，再回看威菲利的言论，我们有必要请他澄清所谓将难民送往第三国是所为何事：是要把那八万个已经在沙巴州定居几十年，完全是当地人的难民驱赶出去吗 ? 那么有哪些国家愿意收留 ? 而实际无证的人口，州政府在没有一个透明的机制下，根本无从鉴定，又如何确立他们的身份 ? 没有身份，遣送出境又从何谈起呢 ?

我建议民兴党政府，即使补选输了，也应该做对的事，向民众充分解释临时证的目的，确保签发程序干净透明，以此甄别谁是难民，有权在地融合（local integration），而谁是无证移民，源自哪个国家（当然主要是菲律宾和印尼），接着与其原居国接洽谈判遣返事宜，而非因败选而恼怒，胡乱发言，结果只会加深民众的误解，最终在政治和选举压力之下，让那些真正应该得到保护的难民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