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价无助前锋报纾困 拟专业办报方针方能起死回生


杨昌奕

马来西亚前锋报集团宣布决不停刊,相反还会起价救亡。(档案照:透视大马)

在报馆集团宣布决不停刊,相反还会起价救亡后,《马来西亚前锋报》和姐妹报《Kosmo!》的命运出现逆转,然而诉诸“悲情牌”这招,究竟成效有多可观,依然是未知数。

熟悉报章媒体营运的两位时评人认为,报馆高层眼前祭出的“起价救亡”策略,纯粹是治标不治本。调涨50仙,只能暂时为两家报章止血,时日一久仍会陷入困境。

他们在接受《透视大马》访问时呼吁,想要让《前锋报》起死回生,股东及馆方们就必须痛定思痛,做出破釜沉舟的改革——去除浓厚的政治色彩,并拟定专业办报方针!

曾担任报社主管多年的时评人蓝志锋指出,将上述两份报章各调涨50仙,不过是股东之一的巫统,所使用的缓兵之计,让该报以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营业。

“巫统考虑到,不少上了年纪的《前锋报》读者,对该报拥有无法割舍的情怀,加上报馆职员的亲朋戚友亦非常关注,若贸然关闭,巫统恐怕会流失支持。”

他直言,《前锋报》高层的起价策略,犹如将病入膏盲的病人,以普通疗法处理,而非送入加护病房深度治疗,最终仍挺不了多久。

“涨价只会冲击原本已下跌的销量!即使今天报馆宣布降价,恐怕也无法吸引人购买,何况是不降反涨。民众最多是出于同情短暂支持,所以涨价非长远之计。”

《前锋报》集团执行主席阿都阿兹于本周二宣布,该报不但不会停刊,反而会起价营运下去,并呼吁公众给予这份拥有80年历史的马来报以及《Kosmo!》支持。

在各别调涨50仙后,《前锋报》和《Kosmo!》的售价,分别是2令吉以及1令吉50仙。

刘惟诚指出,馆方必须面对现实寻找出路,重新整顿管理架构。(档案照:透视大马)

今年2月,巫统脱售持有的31.6%股权给阿都阿兹持有的Opulence Asia私人有限公司,也让阿都阿兹成为《前锋报》最大的持股人。《前锋报》目前被列入PN17名单,即面对财务困境的公司。

拉曼大学中文媒体新闻系讲师刘惟诚也有同感,更预测治标不治本的起价策略,最多只能让《前锋报》支撑一年。

“这份报章面对的两大问题,在于流失订户又碰上传统纸媒寒冬。前者在去年政权交替后更明显,希盟政府旗下的机构和学府,陆续退订《前锋报》,使其发行量大跌。”

“在前朝时期,至少还有国阵在大力支撑《前锋报》,下令政府机构单位必须订购,如今少了这层保障,又遇上科技时代纸媒转型挑战,《前锋报》更雪上加霜。”

刘惟诚指出,馆方必须面对现实寻找出路,重新整顿管理架构,才能度过难关,否则不出一年又会重陷困境

他从读者族群比例来分析:“华裔及印裔读者多不会同情《前锋报》,对于其倒闭危机无感。而唯一面向的巫裔读者群,支持率也因其政治色彩不断下跌。”

两位时评人皆认为,《前锋报》要浴火重生,就必须去除深入骨髓的亲巫统政治色彩,转向专业的办报方针,才能让读者刮目相看。

《马来西亚前锋报》在去年便开始面对财务危机,并在今年6月开始拖欠职员薪金。(档案照:透视大马)

蓝志锋呼吁,尽管巫统已非《前锋报》大股东,但仍持有部分股权,为今之计就是将股权转手,正式与该报划清关系。

“要救《前锋报》,巫统就必须全面撤资,包括让有巫统背景的集团执行主席辞职,转手予党性并不强烈的商人买家。”

他指名目前身为“首要媒体集团”第三大股东的殷商赛莫达,会是一个较为妥当的“白武士”,有能力带领《前锋报》重归正轨。

“让《前锋报》回归专业媒体的方式继续办报!重回被巫统收购前的状态,使编采恢复独立自主,扮演好第四权的角色,重建失去的公信力,才是重生之道。”

谈到《前锋报》是否仍有存在的价值,刘惟诚肯定这点,并形容该报可说是记载我国报业发展史的一项文化遗产,若最终仍倒闭,实是一大损失。

“撇开《前锋报》今日的立场,我们不能否定它的历史地位,这份历史悠久的报章,早期甚至使用爪夷文刊载新闻,展现出报章的发展轨迹,这都是珍贵的历史遗产。”

正因如此,刘惟诚更希望《前锋报》高层,能珍惜这块老招牌,别让固步自封的做法,毁掉一家老报馆。

《前锋报》是于1939年在新加坡成立,当时是以爪夷文刊登新闻,后来在1959年迁移至吉隆坡,再改以罗马字体印刷,首份报章是于1967年9月1日面市。

在我国,除了《前锋报》以外,目前仍由政党出资营运的主流报章,就只剩下老牌英文报《星报》。国阵成员党之一的马华,仍持有“星报媒体集团”的42.46%股权。

至于掌握本地4家中文报的“世华媒体集团”,则已于2010年8月,随着马华投资臂膀华仁控股出售剩余的3.60%股权后,脱离党营媒体的行列。

在各别调涨50仙后,《马来西亚前锋报》和《Kosmo!》的售价,分别是2令吉以及1令吉50仙。(档案照:透视大马)(档案照:透视大马)

面对转型风潮侵袭的《星报》,同样在营运上出现亏损。据报道,该报在实施“雇员自愿离职”计划后,才使去年第四季的亏损缩减,但仍净亏906万2000令吉,前期为亏损1亿5515万令吉。

刘惟诚说,尽管《星报》的业绩已大不如前,广告量呈萎缩,但它所面对的瓶颈与《前锋报》有别。

“我们可以发现,《前锋报》面的的问题,除了营运外还包括政治等因素,而《星报》受政治因素影响销量的问题较小。后者在报道方针上,并没有那么浓烈的政治色彩。”

蓝志锋亦抱持相同看法,认为掌控《星报》的马华,有考量到《前锋报》的前车之鉴,选择减少政治介入,放手让编采部自行运作,只是在选举或马华党选期间,才显露出政治色彩。

刘惟诚分析,《星报》的读者群比较偏向社会中的白领及精英人士,使得其政治立场不明显,然而该报一样面临“转型/淘汰”的残酷考验。

“如其他报章一样,《星报》需要应对纸媒转型的挑战,思考如何将投放在纸本的广告量,逐渐转移到网络版,以谋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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