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运动风风火火的这两个月，许多大马华人群情愤慨怒骂抗争者，已有论者分析所谓“中华胶”的奇异现象。但近来连孕妇被袭击、记者执行工作时受伤，网民竟也拍手称快，认为他们“抵死！”，这种莫名的仇恨已远非一般的民族主义认同所能解释。

虽然可能尚有不同因素推波助澜，例如一些商人跟中国大陆有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存在利益考量，但这一现象确实反映了群众内在深处的心理病态。

事实上，这种集体泄愤并不限于香港课题上，而是在不同时机借着不同议题爆发。例如，看到批评自己心仪政党的言论和教师鞭打学生事件所引发的网路围剿，其实不亚于香港反送中招来的骂声。然而，这些讨伐无论多么激昂，通常都不会持久。正如从前浩浩荡荡反纳吉与反莱纳斯的壮大声势，如今已几乎烟消云散。

即使现在纳吉依旧老神在在，莱纳斯仍然屹立不倒，却再也不见有多少人义愤填膺。由此可见，大马华人在面对社会议题时，往往一时群情汹涌，但很快就不了了之，缺乏深刻的省思，难以形成以清晰宗旨支撑而能保持活力的社会运动，更常是短暂的嘉年华。

故此，大马华人普遍无法理解香港反送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运动，只觉得这些抗争者不识抬举且得寸进尺。

他们忽略了这场抗争之所以前仆后继，正是因为诉求皆未达成，也没意识到这一过程发展出了各种可资借鉴的社会运动方案。

当董建华说他后悔在中学推行通识教育，以致青年人“出问题”时，这番话若逆向思考，其实颇有意思。本地的社会运动如潮来潮去，或许正是因为通识教育的匮乏，所以更像是衣帽架那样，不同的议题就如挂钩，一时兴起就挂上，热度快速消退后又撤下。

在此过程中所表达的，每每是不具深刻理念的情绪轰炸，因而也没有持存的能量。

现代社会所导致的关系疏离、经济不稳定、个体承担的风险增加等等，容易迫使人们寻找宣泄压力和恐惧的出口。倘若人们没有深厚的民主与人权认知基础，当某个政治不正确的议题或能引发道德恐慌的事件发生时，就会迅即成为人们的泄愤管道，立场相似的个人集结为暂时的共同体。

过后，无论敌人是立刻被打倒或顽强挺住，多数人都会健忘并继续寻找下一个可发泄的目标，亦是另一个可支取心理慰藉的挂钩式共同体。

香港课题刚好就是这样一个机会。许多大马华人将本身因种族政策长年积累的愤懑转嫁到香港抗争者身上。他们对中国的热爱或多或少是由自己对本国处境的痛恨所形塑的。

尽管他们对现状的疑惧和不安并非因为远离“祖国”造成，但却认为“寻根”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依靠。因此，他们缺乏连贯性的言论其实包括了一连串反映自身焦虑的元素。

例如，盛赞中国经济强大时，潜台词是担忧大马经济萎靡不振；断言香港的运动由外国势力操控，其实是害怕“华人”分化会导致力量被削弱。此外，因为在本国对社会资源的掌握相对薄弱，一些人于是将权力欲望投射到中国大一统伟业上，甚至不惜借助专制政权的宰制力量，才会出现“警察应使用真枪实弹扫射示威者”、“解放军赶快进驻镇压”等专横残暴的言论。

这些大马华人的怒气是透过某种独有的家国观而自认为正当的。他们的受害者情结渴望有所寄托，认定中国是“华人”的家，民族跟家一样是命定的归属，若不张开双臂拥抱并捍卫民族存续，就会成为（违背天意的）背叛者，所以香港人既对家国“不忠”，自然就该极力打压。

大马华人会欣赏的通常是“一个打十个”叶问，很难会是《一代宗师》里的叶问，因为前者充满了反帝抗日的炽烈感染力。

可是，若要真正争取自由与平等，大马华人首先得先从盲目的民族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不让现实中的无能为力或懈怠，逃窜到电子网络的表层肆意攻击——像《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Dr Jekyll and Mr Hyde）所刻画的那样，平日循规蹈矩只不过是自我压抑，里面可怖的恶魔伺机释放，名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 群議社社長，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