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多少个20年？

烈火莫熄运动自1998年爆发至今就已经差不多20年了。

1999年11月29日，是烈火莫熄后第一场全国大选的投票日。那年国内风起云涌，马来社会大掀反风，政党几乎就要轮替。但，最终没有发生。然后恍恍惚惚地，马来西亚走到18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另一场全国大选也快到了。

那些已经离开烈火队伍的人们，或许都被光阴模糊了记忆呢。而那些还站在斗争前线的人们，都被岁月沧桑了脸孔吧。他们，还好吗？

蔡添强：烈火犹在，但更沉稳了！

提到烈火莫熄运动，自然不能忽略身为灵魂人物，也是当时少数站在前线华裔的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是1999年11月29日的全国大选举行时，蔡添强已经是那个家喻户晓的街头怒汉。大部分人对这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印象声深刻，一夫当关坐在水炮车前，肉身阻挡国家暴力机关的那张照片。

当年30出头，如今已年届54岁，但坐在记者眼前两鬓斑白的他，依然是那位满怀“改革心，理想情”的蔡添强。

赶上这股改革风潮的蔡添强，今日回望时说：“那时年轻的自己，眼见政治的腐败、警察滥用暴力、司法服从权贵，国家岌岌可危，毅然选择了参政加入公正党，想要争取政权改变。我的抗争都是从全民角度思考，从未在意自己的华人身份。”

“社会运动有别于政治的地方，就在于它去除‘族群利益’考量这点。在街头上，谁拿到麦克风，谁就上去演讲，谁想冲上前线谁就去冲，不会管你是来自什么族群！社运的推进发展，帮助我国政治逐步打破族群思考的框架。”

无论如何，这场烈火风潮并未感染当年的华社，蔡添强觉得，这是因为来自城市的中产华裔群体，普遍上仍对政权转换感到恐惧，而华裔政治人物，也担心自己被捕会失去竞选资格，最终裹足不前。

“当时唯一看到走得最前的华社表态，是来自隆雪华堂等团体的‘诉求’行动，不过它争取的考量仍在族群框架内，包括要求承认统考等。对马哈迪来说，这样的举动无异于趁人之危，所以度过压力后当然不认账。”

他继续分析，当年华社的缺席，其中一因是族群利益考量。“华人会想，这国家政权换来换去，都是巫裔当家做主，于我们有何好处？换掉国阵，没了马华，谁代表华社去谈华人利益？再加上巫统政府不断渲染炒作族群情绪，包括提起当时的印尼排华暴乱，令即使想求变的华人也产生焦虑。”

不过，他也认为，华裔缺席并非等于不认同，只是在诸多制约下少了突破的勇气。

“这股不安的情绪，直至2008年大选才开始打破，原来没了马华在朝，华小一样有拨款，产生了‘人民才是老板’的思维。1999年大选虽然并未改朝换代，但它留给往后政治及社运生态的影响，依然是显著而深远的。”

那将个人利益与改革大业摆在天秤上衡量，孰轻孰重？对蔡添强来说，他不太认同这样的思考方向。

“个人利益是一种当权者营造的假象，告诉我们不要自讨苦吃，要安分守己。我们很想要改变生活，但制度里没有这样的空间，不去冲撞就不会有！这些大环境的改变，你一个人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必须通过群众力量才能成功争取。”

回首当年，仰望当下，蔡添强心中对改革的烈火仍在，也更沉稳了。

“其实我不是抱着怒火才加入政改，进去时是清醒的，清楚知道国阵会倒台。尽管选举结果不理想，但我们都保持理性，去分析不足之处，然后再进一步改变。这个过程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开始看到成果，但它毕竟是逐步渐进的。”

比较当年与现今的大选，蔡添强觉得，选民评鉴的层面增多了。“1999年，大家只是看认同改革理念与否去投票；如今，选民尽管认同改朝换代，但他们也会有在地的考量，包括候选人有无勤于选区服务、连任者有无越做越好，这是一种新气象，不断鞭策政治人物前进。”

罗志昌：革命情感犹在，寄望大马政治大洗牌

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对公正党前副总秘书罗志昌而言，不仅是政治上的分水岭、社会运动的承先启后，更在大专生圈子与文艺界内，播下变革与反思的种子，这种革命情感，在1999年11月29日举行的全国大选去到顶点，只可惜最后功败垂成。

当时在隆雪华堂内担任青年团团长的罗志昌，可说是华团内参与烈火莫熄运动的先锋之一，带领来自各大专的学生们，积极参与这股运动风潮。

“我在大专圈子内跑动最勤，带领过的学生领袖，有不少今日都成了反对党国州议员，如李凯伦、曾敏凯、郑立慷等。我觉得，与其传授理论，不如带青年上街，让他们切身感受遭镇压的震撼教育。”

后来，安华黑眼圈事件爆发后，受到感召的华团及非政府组织，觉得不能再置身改革之外，纷纷派出旗下精英参政，罗志昌正是这批才俊之一，加入甫成立的公正党担任副总秘书。

他感慨地说，在烈火莫熄运动时期，华团以至华社都相对抱着观望的态度，连华裔为主的行动党，也是到后期才开始参与，错过了与当时反风正疾的巫裔群体结合，多少令人遗憾。

“事出有因，华社对安华在朝时的一些不友善举措，使得他们在烈火莫熄上有所保留，直至他两度入狱并洗心革面抗争后，才渐渐改观。”

感受最深的巫裔团体，成为烈火莫熄的主力火源。罗志昌追忆：“巫裔群体见证到，连国家2号领导人都成为阶下囚、遭内安法打压，还有谁不会遭殃？这股思潮积流成川，改变了他们过往对家国的认知，示威抗议遍地开花，当时几乎每周在首都皆有集会。”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安华被捕前在首都国家清真寺展开的超大集会，估计约20万人挤满了现场，后来因人潮太多，浩浩荡荡移师到独立广场，连警方镇暴队也无法阻挡。

“我记得，那时独立广场刚好隔天有活动，装设了音响及舞台，围在栅栏内。社运分子希桑慕丁见状，高喊‘这是人民的草场，我们要进入！’，成千上万的人群顿时涌上冲破封锁，占据了广场每一个角落，还借用现成的音响演讲！”

他兴奋地说：“迄今我们看到净选盟集会使用的声东击西、游击战略等，其实很大程度是沿用当年烈火莫熄的模式，那时人们就晓得在集会前，要将示威海报等物，先到处藏起来，待一声令下才全体出击。

一场全民运动，缺不了社会各阶动员参与，艺文界亦深受烈火莫熄风潮影响。罗志昌透露一件鲜少人知悉的事，原来出身大马的金马奖导演蔡明亮，当年也曾参与过烈火莫熄集会。

“当时蔡明亮是透过一位本地编剧，来到首都想参与一下集会，感受气氛。没想到在国家清真寺的现场遭遇警方镇压，水炮及催泪弹齐飞下，与众人一起提着鞋子，狼狈躲到清真寺内……”

“这番经历，蔡明亮后来曾说，自己从中感受到强大的思想冲击，萌生出拍摄一部关怀祖国的电影。才出现讽刺家国弊端的《黑眼圈》，不过至今没人知道，这部电影的戏名是否意有所指。”

说起自身的安危顾虑，作风潇洒的罗志昌笑言，当年热血的他，心态就像广东人说的“煮到来就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那时我刚结婚不久，家人自然担心，但他们也知道我身在这领域，迟早需要面对，因为内安法不是你选它，而是它选你。天要下雨，挡也挡不住，我不曾因担心而退缩。”

他更自嘲获幸运之神庇护，才两度避过牢狱劫。“我因为参与抗议1987年茅草行动大逮捕，以及后来的烈火莫熄，两度被当局列入第二轮的内安法逮捕名单！若当时政府镇压不下第一批的反抗领袖，身在第二线的我，就准备被捕。当然，随着抗争被压下，这些事不曾发生。”

回望过去再重看今日，烈火莫熄魂仍在的罗志昌，深具信心的表示，大马政治需大洗牌，才有重生的机会，关键在于哪个时间点再次爆发改革浪潮。

“虽然华裔渐渐打破族群迷思，但可惜因为伊斯兰党的因素，抵消掉我们争取巫裔选票的努力，令好不容易打破的僵局又充满变数。无论如何，历史没有回头路，唯有改朝换代，才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民主机制。”

上篇主角：努鲁依莎、丘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