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女性的地位相对于传统社会已有巨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离男女彻底平权仍有相当距离，许多妇女组织认为，除了父权社会架构不公的因素之外，女性本身缺乏参政意识也是至关重要，女性最终仍会选择家庭放弃权力。

妇女援助组织（WAO）高级宣传官基兰卡乌指出，我国女性议员只占国会议员的14.9%是令人大失所望。

“尽管一些男性可能意识到问题，但他们毕竟没有经历过女性每天经历的系统性不平等，所以他们不能充分体验到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从而在拟定政策和决定时，都忽略了平等性，而这些经验对做出有效的政治变化和决定至关重要。”

她促请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来解决不平等的政策决定，包括实施配额制度，例如限制国会议员中至少有30%的女性配额，以确保她们有充分的代表，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举措。

“我们意识到，我国的政治格局偏向于代表男性的声音是不够，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解决不平等代表权对政策决定和人民生计的差距。”

她强调政治里有女性代表非常重要，因为人民需要不同的人来关注不同群体的事务和代表发言，马来西亚有许多女性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们确保在不同群体产生重大影响问题时，不仅仅是女性还有其他原住民和残疾人士社群获得关注。”

“女性参与政治和在议会有足够的代表性，不仅有利于制定包容性和影响力的政策，也给女性政治家提供发言平台，激励下一代的女孩和妇女，以打破性别陈旧规定的观念，大胆走入政治扮演领导角色。”

“女性参与政治增强女性和女孩在不同领域追求机会的能力也至关重要，并有助于创造更公正和公平的社会。”

伊斯兰姐妹组织通讯官阿丽扎奥曼说，妇女在政治中的代表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能轻视或低谷，在国会只有14%的女议员代表，与政府设下的女性占30%的目标差距很大。

她引述妇女部长丽娜哈仑的言论，即根据MGGI排名，我国在146个国家中排在第103位，在经济参与的分指数，我国得分0.638、教育成就0.995分、健康0.972分，而从政方面仅得0.102分。

另外，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我国于2022年在东盟国家中排名第9，而2021年排第10。

阿丽扎在接受《透视大马》访问时说，马来西亚女性占总人口48.64%，这个百分比表明，妇女总人口几乎是一半，所以在内阁有更多女性是至关重要，确保对女性的课题不会被搁置。

她说，女性在内阁人数更多可以实现善治，有实据显示，与男性比较，更多女性议员有利于公众政策。

例如，在印度地方议会的研究发现，有女性议员的议会，饮用水的项目比率比男性占多数议会的地区高出62%。

“在挪威，有妇女所在的市议会，与儿童保育覆盖率之间有直接和关系。”

她说，虽然有证据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支持有利于公众的政策，然而，在现实中，女性参与政治面临诸多挑战和障碍，包括结构性障碍。

“例如被各自的政党排斥，缺乏家庭和社会支持，性别歧视、厌女症和能力差距，她们比男性更不可能拥有成功从政所需的教育和资源。”

女性自行放弃参政选择家庭

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席王素莉受询时指出，我国父系社会性强，尽管妇女占总人口近50%，可是由于宗教和观念使得许多妇女以家庭为重，选择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但是许多女性选择在能力高峰期时回归家庭，这是令人遗憾。”

她说，鼓励女性参与政治，是需要家人、配偶和孩子的支持，女性只要有了各方面同理心的支持就有勇气和决定参政。

“很遗憾，女性比较倾向于选择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

她强调，女性参政优势比男性高，因为女性有耐心且具有同理心，在制定政策时会顾及全面性。

“从政是一项具有挑战的工作，随着全世界越来越多女性领导人，足以证明女性的能力。”

她指出，我国议会内还存在偏低女性和性别歧视的言论，要鼓励更多女性参政，首先必须杜绝此类言论，确保女性受到尊重，不受到攻击和挑衅。

“我们认为，要提高女性参政比例应该从家庭支持开始，孩子和丈夫要有觉醒，帮忙分担家务，国会则要立下规定，禁止性别歧视。”

女性应为争取平等努力

大马妇女发展机构署理主席黃玉珠律师则认为，要提高女性从政，各政党必须在党章明文规定女性代表必须超过30%，目前仅看到公正党（PKR）和行动党（DAP）有这样的努力举措。

尽管妇女部长表明将与全国妇女组织理事会（NCWO）召开一场跨政党的研讨会，讨论我国女性参政比例偏低的问题，可是黃玉珠认为，类似的讨论会效果不显，大多是表面上的交流。

“我们希望各自政党可以身先士卒，做出改革，可能在第15届大选是来不及提高女性议员的比例，至少为了国家未来而努力，改变了女性的地位，也可以直接改变原住民和弱势团体的地位。”

她无奈地说，在马来西亚要提倡性别平等是很难的事情，过去20年，不少女性组织和团体都争取反骚扰法令（anti-stalking law）经过12年的努力才在国会通过。

“为何女性占总人口的一半，人民代议士的比率低，我国多以单性别领导，这很畸形，这对女性福利受到影响，男性是无法理解女性对议题的看法。”

黃玉珠补充说，法律改革（婚姻和离婚）也是争取10多年才通过，为何推动女性议题需要历经这么长的时间才看到结果。

“男性总以议题不是迫切的就拖延，可是对女性来说，这是非常重要。”

她认为，女性决策权高，就有望对社区发展取得进一步突破，例如卫生、残章弱势群体都需要关注，如果男性政治工作者忽略了，就由女性去分担合作，将国家发展更为融洽和美好的前景。

黃玉珠说，马来西亚至今的社会倾向父权优越感，即使许多年轻人同意女性平等，可是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往往女性要听从男性。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不仅仅是男性有如此想法，女性本身也缺乏意识，我当律师处理过遗产分配案件，父亲愿意把财产平均分配给子女，反而是母亲本身认为，女儿会嫁人，所以不能得到公平的财产份额。”

“毕竟这一代女性还受到父权时代影响，或许经过两代或三代人的努力，才能换来性别平等。”

另外，她提及私人领域和政府领域的性别职场不均匀，在政府领域内看到改变，许多女性已担任高职，已经超过30%，令人感到欣慰，相反低在私人领域，企业高企都是男性。

“我们理解企业是为了赚钱，遴选有能力的男性，即使知识渊博的女性最终也因选择家庭放弃自己的前程。”

“我国大专生女学生占65%，可是在职场上女性仅55%，很多时候不仅要怪社会架构，女性本身应该检讨，是否在追求性别平等上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