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的中国之行已划下句点。虽说这次出访带回了总值1700亿令吉的马中商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最终能否化为真金白银，仍有待观察。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当中，除了提到老生常谈的南中国海问题，还针对缅甸的罗兴亚人议题交流，可惜这点不受本国媒体重视。

就地缘政治和经济而言，中国在东南亚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但分析北京的外交策略，必须要有宏观的角度，避免受限于本身的意识形态，否则容易出现误判。

例如不久前中国出生长大的日本记者矢板明夫在脸书发表观点，指缅甸军方首脑昂敏莱于2021年2月发动政变之前曾接见时任中国外长的王毅 ，以此推断该次军事政变得到北京的默许，就是一种名嘴的穿凿附会，颇为肤浅可笑。

事实上，昂山素季出任国务院资政以后，在罗兴亚人的事情上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甚至于2019年被迫到荷兰海牙出席国际法庭的听审，捍卫缅甸军方，否认缅甸对少数族群发动种族灭绝，与昂敏莱成为命运共同体。

由于受到西方媒体的强烈批判和孤立，加上缅甸少数民族地区的多项大型开发工程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例如中信集团在在缅甸北部若开邦的皎漂港（Kyaukphyu）投资深水港和工业园，昂山素季早已和北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后者其实非常支持她，也希望透过她的政治影响力，为民族冲突和战乱频仍的缅甸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于中国有利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

当然，北京和缅甸军方也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毋庸置疑；中国也是缅甸军方主要的武器来源国。然而，依据中国共产党一贯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指导原则，北京从不加入谴责缅甸军方违反人道行为的行列，但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充分掌握缅甸军方的思维和盘算。

例如2009年，当时还是丹瑞将军控制的缅甸军方突然攻击掸邦果敢地区的民族武装组织，导致数万名难民逃往中国云南避难，就是北京始料不及的，而且这样的行动在之后十几年，还经常零零星星地发生着，充分说明缅甸军方不按牌理出牌的行为。

因此，两年多年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非北京所乐见，也不在其掌握之中。

而且，如果要以昂敏莱曾经在政变前接见过王毅来判断北京祝福那场政变，那么在这之前，日本基金会会长兼特使笹川阳平也多次和昂敏莱会面，难道这足以说明日本政府支持推翻昂山素季？

从本身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中国早已低调介入协调缅甸若开邦罗兴亚人的问题。例如上个月底，缅甸军方政府发言人表示将加速让一千名罗兴亚人从孟加拉的难民营返国，在背后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就是北京；而中共最大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协助在缅甸若开邦营造稳定的局面，以利其战略投资和建设，外交上也可以展现其正面贡献。
 
相反地，尽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都受到缅甸政府打压罗兴亚人行动的波及，彼此境内都住着人数大小不一的罗兴亚难民，却因为东盟内部严重分歧，对缅甸军方始终无可奈何，东盟在这方面可说是一事无成。

对比1991年，中共因为镇压北京学运导致六四事件而遭受西方孤立，马哈迪独排众议，邀请中国参加于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足见东盟与中国之间外交影响力于过去30年的此消彼长。
 
加上沙地阿拉伯政府官员公开承认，习近平有份促成利雅德与德黑兰的和谈，都充分说明北京近年主动出击，在外交上影响穆斯林世界的走向，试图扮演“桥梁”的角色 ，以此突显美国过去数十年加剧中东地区冲突的负面影响。熟悉穆斯林政治的安华，当然注意到北京的外交企图，才会同时提到马来西亚国内的罗兴亚人状况，这已非安华是否“亲美”这么单纯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他在新疆维吾尔族被打压的事件上的立场，但此次访华，安华刻意避开这个敏感的议题。

纵使如此，与安华关系密切的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在首相访华前，千里迢迢到印度拜会达赖喇嘛，并给后者送上象征着马来文化的宋谷（songkok），双方交流了对伊斯兰恐惧症和维吾尔族问题的看法。

与其说北京是否担心安华“亲美”，不如说中国政府同时更关注安华在穆斯林世界以及其他国际人权议题上有多大的影响力。有别于西方国家把维吾尔族问题当作制衡中国的工具，安华在这个议题上掺杂了个人的宗教情感，北京在一切的外交辞令之外，当然还会有所警惕。

安华目前这种模糊的态度，是否能够不损害马来西亚外交利益的情况下，安抚穆斯林社群的情绪，又不受到在野保守势力的牵制，值得关注。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