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大约20年前，我就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到许多国家的国会大厦都设在首都市中心，交通方便，民众随时可以造访。例如伦敦的西敏寺国会大厦，周边公共巴士川流不息，班次频密，而步行三分钟就有地铁站。

因此，国会大厦对面的绿地（Parliament Square Garden）经常是各个不同压力团体集合示威的地点，记者们也喜欢在那里采访议员或部长。

其他多个国家也如是，像是台北，东京和首尔和大部分交通便利的欧洲国家首都。就连一般马来西亚人认为落后的印尼雅加达和印度新德里，国会大厦都设在市中心，附近也都有地铁站，因此经常有人乘搭公共交通前往那里示威请愿。

当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北京的地铁网络虽然四通八达，但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免谈；新加坡的国会大厦就近有几个地铁站，碍于公共秩序法令和内安法令等法律限制，基本上没有公开示威活动。

我个人最欣赏的是德国首都柏林的国会，不但交通便利，民众还可以登上顶楼，隔着玻璃从上面俯视整个议事过程。根据当年一位德语老师的说法，这个由英国设计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玻璃圆顶（Die Kuppel），除了考虑到自然采光，节省能源之外，还带有民众在政府和议员之上，后者必须接受公众监督的意涵，同时象征着德国人同纳粹主义以及东德共产极权时代彻底告别。

反观我们的国会大厦，矗立于大使花园的山坡上，傲视全城，却给人一种不易亲近且孤高的感觉，民众想造访也困难重重，几乎是除了开车，别无他途。

最靠近的捷运，轻铁或电动火车站都在步行30分钟以上；唯一在附近穿行的巴士是从Semantan站发车的捷运接驳车T820，但班次有限，也经常不准时。

最不可思议的是国会大厦外面就是繁忙的两条马路交界，却完全没有为行人而设的交通灯或斑马线，极度危险。

当专家学者们谈到民主国会之时，免不了强调几个要素：代表性（即足够代表社会各个背景和阶层人民），开放度与透明度（公开接受民众监督和质询），获取资讯的便利度，以及是否有效问责等。

在我看来，还得加上前往国会的便利度，因为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国会受制于民的精神。我们的国会大厦就是一个与民众疏离的负面教材，无论前往监督或抗议都极为不便，一点也不亲民。

正因为如此，国会大厦虽然设有数千个停车位，议事期间依然不足。除了喜欢被民众捧为Yang Berhormat的议员和官老爷们开车，国会的工作人员也开车，自然车满为患。

交通部长陆兆福突发奇想，建议议员们和他一起从吉隆坡中央车站（KL Sentral）搭包车前往国会。此举虽然未必可行，但包车的经费源自何处？毕竟提供巴士的国家基建公司隶属财政部，由不得陆兆福说了算。

如今本季国会已开了快一个星期，我仍然没见到传说中的议员包车。

如果陆兆福真有心打通国会大厦的最后一里路，最直接的方式是增设从中央艺术坊和中央车站的接驳巴士路线和班次。

如果能够做到每十分钟就有一班车，频密穿行，必能减少国会人员和民众依赖汽车前往国会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国家，举凡最后一里路的承诺，往往都是镜花水月，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