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分子柯玉莉三年前因批评移民局恶待扣留者而惹上官非，不过，我并不是要讨论案件，而是专注198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和煽动法令。

风水轮流转，过去希盟执政时的不足，如果他们不利用现在的机会来纠正错误，我相信距离再次成为反对党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平均选区拨款，当希盟领袖是反对党时，无论是希盟还是民联，不断为平等分配而斗争。这种争取是非常好的，从道德层面来说，歧视反对党议员是不对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他们在2018年执政时，他们就重蹈覆辙国阵政府的错误，最终一场喜来登行动致使希盟倒台，新的慕尤丁政府根本不给他们选区拨款，他们能说什么呢？自食其果。如果他们执政时没有及时纠正不公，现在就不能后悔。

多年来，我一直在致力废除这两项恶法，或至少修改法令，以缩小政府滥用权力的漏洞，那么无论是现在的执政政府，抑或未来政府，也不能滥权。

平心而论，当希盟在野时遭受诸多的不公平的法令对付，去网络搜索，种种的抗议声明，包括以上我所提出的两项法令，希盟领袖受罪不少。

如今执政了，突然恶法变成有利他们的法令了？还是他们有信心自己不会滥用呢？如果是前者，那么现在的执政党就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我无话可说。这让我想起马哈迪很多年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你是反对党时，你不喜欢预防性法令，当你是执政党时，会发现这些法令其实很好使。我记得当时他用的词是“sedap”，从马来语诠释就是“很好使”。

如果是后者，对自己有信心不会滥用，那么现任政府可以保证下一届政府也会如此善良和公平吗？如何保证未来的政府不会滥用？如果无法保证，就不要主观的相信任何政府会有智慧，而是以制度来确保任何恶法不会被滥用，或者没有被滥用的空间。

这也是为何很多先进的民主国家，虽然当时他们的领导人受到人民高度信任，但不会赋予那个领导人太多的权力。也许他在位时深受你的信任，相信他是一个好人，但如果没有一个制度来制衡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如何保证下一个领导人会如同你信赖的领导人那样的表现呢？所以，很多国家都把制衡机制放在权力上，而不是领导人身上。与其信任他人的行为，不如相信完善的制度和系统更来得安全。

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声音微不足道，不足以影响到国家领导人决策，但我仍希望可以敦促政府可以客观的审查和修改这两项法令。大家若有兴趣，可以去阅读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或者你也有新的启发。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