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落实“一夫多妻制”,即可提升华裔生育率的言论从麻坡桃园俱乐部主席余仁何口中一出,立即引起外界哗然。时事评论员认为,在这“另类建议”的背后,正是我国种族主义政治模式。
承认华裔比例影响政治,就等同承认我国属种族主义。余仁何这一番话的背后目的,无非是为了避免大马华裔在政经文教上的话语权受到冲击。
不过,时评人却直言,华裔话语权的真正问题并非出在生育率,而是大马长期奉行种族主义政治。若无对症下药,即便华裔人口再多,也无助争取话语权。
华裔生育率会影响大马政治
除了余仁何之外,不少华裔政治人物与社会领袖也为华人人口比例操碎了心,疾呼华裔多生育、增加人口,方能保住华裔在我国作为第二大种族的地位及其话语权。
时事评论员陈亚才承认,华裔人口减少确实会影响大马华裔的话语权与华籍政党的政治地位。

华社的躁虑非空穴来风,亦反映了大马处于种族政治的困顿。
“在大马,你(华人)要在政府机构担任高职是相对困难的。在一个种族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并不完全是按照你的能力与表现绩效。 ”
他打比方说,我国国立大专几乎没有华人校长,但私立大专的校长却大部分都是华人。这说明了,华人不是因为学术和教育资格上不符,而不具备当校长的条件;促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策偏差。
生育率影响话语权,还是话语权决定生育率?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资深政治评论员谢诗坚就说,大马自独立前至今,长时间以种族经营政治。大马独立60年后,政党还是以种族作为基础已根深蒂固,离开种族就会受到挑战。
“(现今的大马社会)离开种族主义,大家都听不进去。如果你要大家撇开种族团结在一起,华人和印度人就会问,很多特权我们没有他们有,怎么团结?马来人也会说,我们也是穷困的,我们也需要政府支助。”
“不是每个人都听的进去大家讲什么,除非是关乎自己的事。”
“ 种种的问题造成今天的大马。”
奉行种族主义,这样对吗?谢诗坚:“ 它并不对,但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对或错。”
拼生育,不如争取公平政策
华裔是我国目前的第二大种族,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666百万名华裔,占我国人口比例的23.3%。
但随着生育率骤减,就有专家预测,大马华裔人口比例在2040年会跌破20%。
虽然华裔人口逐年下降,但比例依旧不是我国族群中最低的。若说人口比例少就表示话语权弱,那么我国印裔与原住民的权益,更需给予关注。
政治评论员黄进发就直言:“过去十年里,少数族群的权益稍有进步,不是因为二三十年前的家长‘制造’了更多孩子,而是因为2007年以来各族公民一起推动民主化。”
就他看来,过去少数民族的权益得以维护,并非因为生育力,而是依靠民主意识台头,以拼生育率在博得话语权不合逻辑。
“你生的再多,有可能比得上政府轻易给与公民权的外国穆斯林多吗?”
他强调,保住少数族群权益的最有效率方法,并非生子,而是不分族群地去投票、必要时示威、参与政治,以促成国家的民主化。否则,只要现有政治制度保持不变,少数族群权益江河日下仍是必然发展。
因此,与其把心思花在担心种族比例影响,不如以民主行动与公民运动解决种族主义。
在世界经济模式日益趋向人工智能与崇尚资本主义的趋势下,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的现象,要论华裔比例下跌,也非我国独有,邻国新加坡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但邻国与我们不同的是,解决华裔比例问题是轻而易举之事。
谢诗坚说:“新加坡的政府不得已,有条件地让中国海外华人移民,提高华人的百分比。第一条件是移民需要有自己的资产与带动经济效应能力;第二,需要有知识,是人才。他们是用怎样的方式。”
我国若以同样的方式提升华裔比例,相信也可行。但我国政治制度为种族比例划定了分线,除非改变政治模式,否则我国种族比例不会因为生产率而改变。
“我国华裔比例再增加,也会维持在24%至25%左右。除非大马放宽移民政策,否则很难回到以前的水平。 但在大马,这样做(像新加坡一样的做法)是很敏感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改变需要时间,种族比例也非绝对主宰政治。
黄进发强调:“ 政治影响力不纯粹看人口比率,更要看登记与投票的比率有多高、选区人数是否平均。”
陈亚才说,不仅我国,美国身为老牌民主国家,也曾面对这样的问题,只是改变需要时间。
“林肯解放黑奴,大概是1860年代。但到了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还在为黑人争取公平投票权。黑人表面上是解放了,实质上还是没有公平的待遇,黑人不能还是进入百人学校等等。”
“这些都是经过一轮一轮的斗争,直到欧巴马的时代,已是经历了200年的民主过程。”
他强调,只要时代与思想不断进步,理解歧视性的政策与不合理的政策本来就不应该,不值得鼓吹。多数群体对少数族群存在的偏差与歧视性政策必会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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