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伟专栏】纳吉与安华辩论的三大看点


刘哲伟

安华和纳吉在5月12日,针对沙布拉能源课题(Sapura Energy)和马来西亚的未来辩论。(档案照:透视大马)

前首相纳吉与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的辩论已经过去一周,我相信不少人已评论过,让我带你从不一样的角度来了解辩论中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蛋糕论

谈到任何形式的分配问题,人们自然而然联系到经济蛋糕,这样的比喻并没有错,但更准确来说,分配是可按比例或按数量分配,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一点,而不是直接用蛋糕来作比喻。

谈到分配问题,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比较,你想得到更多的比例,或你不在乎其他人,只是想得到你要的东西?让我举一个例子来更清楚说明这个情况。华社经常争取入大学预科班的机会,在马智礼担任教育部长期间,虽然看似华裔学生录取率增加,但实际上录取还是按百分比来分配。为了安抚华社,他增加总录取率的数量,以便所有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学额。这样的安排你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那就容易办。只要把资源扩大,你所谓的的数量就增加,但其实百分比还是一样。相反的,如果你不满意,坚持要较大的百分比,政府的确会头疼,因为按照百分比来分配绝对是零和游戏,在没有减少其他人的百分比情况下,你的百分比是不可能增加的。

回到辩论中,纳吉建议扩大蛋糕,让每个人都有更大的份额。这说法没错,甚至安华本人也不反对这个想法,而他所质疑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若扩大蛋糕后,人们是否可以保证得到实际的好处呢?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单单从经济角度看,也必须兼顾政治可行性,是否将这种经济想法转为现实。所以安华的反驳是,即使蛋糕扩大,也不等于人民的利益扩大。即使人民获得的资源扩大,但百分比照旧,那也意味着精英富豪阶级的利益也自然而然扩大。虽然说,得到多总比少来的好,但其实利益最大得的还是精英富豪阶级,而非平民百姓。

简单来说,资源分配的争论点在于利益相关者在乎的是他们得到的份额,还是他们得到的百分比。

纳吉在辩论中提出的经济哲理是根据消费情况来对每个人平等征税,然后通过税收以现金方式派发给B40家庭。档案照:透视大马)

消费税

事实上,消费者征税方式已经被政治化,不再是单纯的税收角度来讨论。如林冠英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承认消费税不是坏主意,只是实施过程出了问题。

我们必须清楚,技术上来说,消费税并不意味着从制造业到批发业最后到消费者每一个环节都要增加6%的税率,中间商可索回消费税的退税。简单来说,消费者大概只需承担6%的税率。这就是消费税的情况。但由于对退税制度失去信心,才导致企业把它纳入为一种负担成本。

毫无疑问,纳吉的经济哲理是根据消费情况来对每个人平等征税,然后通过税收以现金方式派发给B40家庭。这做法其实是更有针对性,而不是给所有消费者提供全面的低税率。例如政府对燃油的补贴是帮助人民,这听起来的确不错。但是,现实中,开着豪华房车的人与开摩哆的低收入群相比,前者比后者享有超过十倍以上的补贴。到最后,笼统的补贴并不能正真帮到低收入群。因此,纳吉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可行的。但是,问题出于在消费税实施过程,出现种种陋习,导致政府并不能像理论上所说的,帮补低收入群。相反的,低收入群所需付的消费税远远多过政府所提供的金钱补贴。与其打开低效率的实施过程空间,安华更愿意为全体马来西亚人提供针对性不强,但更全面的减税。

简单来说,两人的想法并没错,他们之间的争论要征富人税,然后通过现金发放把钱给贫困的人(较有针对性,但实施过程很重要),还是直接不区分的降低税率(每个人受惠,实施过程简单多,但没针对性)。

安华主张为全体马来西亚人提供针对性不强,但更全面的减税。档案照:透视大马)

紓困

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有趣话题。如果拯救沙布拉能源对国油有利,根本不用告诉国油这么做,从商业角度,国油会基于商业和利润来拯救。但现在国油被要求出手相助,是基于国家的问题(例如多少人会丢饭碗而不是商业原因),甚至变成一场辩论。

如果你意识到,纳吉和安华之间在这个纾困课题的分歧比相似之处要少。安华希望在拯救前先进行审计,到了辩论最后阶段,纳吉并不反对这一点。而纳吉希望拯救行动是为国家好,捍卫员工的饭碗,保住沙布拉能源,而在辩论最后阶段,安华都表示可以接受其安排,包括拯救,但唯一条件是必须先进行审计,确保拯救计划是干净。

国家是否应该拯救一家企业是没有对错可言,从表面上看,这听起来无利可图,就像东海岸铁路计划或举行国际体育赛事一样,项目本身可能无法收回投资价值,但是,这些项目可以兴旺周边产业发展。通过拯救沙布拉,可以保证员工保住饭碗,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会引起其他社会效应,除非失业者得到补充。然而,与此同时,用庞大的公共资金来拯救一家企业(无论是否国企),这是否合理?

简单来说,当我们谈论拯救一个企业(包括私人企业),并不是针对该公司本身,而是针对公司破产所带来的影响。

结论

由于字数限制,今天就简短讨论,我也没有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今天更多的是为政治经济学打开讨论的局面。在这里我想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当我们要做决定接受哪种经济哲学时,能够抛开坚定的政治倾向,对事不对党,那是一件好事。其次,在马来西亚政治如此动荡,政治对经济决策影响很大。我们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以及一个经济政策是否能够在经济上运作良好而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否可行,而不是将政治强加在经济,或者不考虑政治发展就拥抱了经济。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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