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签署国，历届政府因此没有义务也不愿意正视并拿出政治决心处理难民申请事务，交由联合国难民署负责。

自2000年代初开始，难民署就尽力登记并审核符合资格的申请者，给予难民身份，而马来西亚政府则依据双方的口头协议，不逮捕拥有难民证的人士。
 
由于绝大部分源自缅甸的难民都经由人蛇集团从陆路或海路入境，因此没有合法证件，无论是偷渡过程中或入境以后被移民局官员逮捕，通常就被关进移民扣留中心（Immigration Detention Centres），等待确认身份后遣返回国。

西马半岛除了玻璃市州，其他州属都设有这样的扣留中心，在2018年之时共有12个，包括吉隆坡联邦直辖区的武吉加里尔和吉隆坡国际机场在内 。
 
由于之后不断有罗兴亚难民船靠岸，政府在浮罗交怡设置临时收容中心（holding centre），称之为“愿景营”（kem wawasan），何等讽刺。

过去两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国盟政府为了转移民众视线，大肆逮捕无证移民，尤其是罗兴亚人在内，因此原有的扣留中心已不胜负荷，于是数目有所增加。

后来浮罗交怡当地居民抗议“愿景营”，政府又将扣留者移到本岛，分散在几个扣留中心，但不知何故，这些临时设置的扣留中心，并未列入移民局正式的移民扣留中心的名单之上。

日前，528名罗兴亚难民从扣留中心逃逸，造成6名人士，包括婦女和小孩，因为试图越过高速大道而被撞死，事发所在地双溪巴甲，就是过去几年增设的临时扣留中心。

 
这其实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人为悲剧。直至2018年为止，难民署一直都能够进入上述的12个扣留中心登记和审核申请者的案子；大部分时候，移民局也遵守双方的口头协议，释放相关人士。
 
虽然难民署间中也曾面对内政部的刁难，例如2008年，国阵政府不满难民署过于高调谈论难民和无国籍课题，甚至积极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而短暂冻结难民署进入扣留中心处理个案的便利，基本上很快就恢复原有的协议。

这样的做法有两大好处：第一，让向难民署登记的被扣留者回到社会，免于扣留中心内不人道的对待；第二，舒缓扣留中心拥挤的恶劣情况。
 
令人费解的是，号称进步的希盟政府，于2019年8月在毫无任何理由和预警下，忽然禁止难民署官员到扣留中心登记和审核申请庇护者，当时的内政部长是慕尤丁；2020年2月底，希盟政府自我瓦解，由马哈迪从巫统招纳加入土团党的韩查再努丁獲慕尤丁委任，掌管内政部，延续冻结难民署探访的便利至今。

这期间，韩查一再发表不利于无证移民的言论，采取令人发指的行动，尽显其保守鹰派本色的同时，却导致多个扣留中心人满为患，条件更为恶劣。

 
我们必须了解，罗兴亚人并不受缅甸政府承認为难民，把他们关进扣留中心，即使联系上缅甸当局，后者也不欲接收回国，于是造成他们长期被关在条件恶劣的扣留中心，生理和心理都严重受创，受人唆使逃逸，一点不让人意外。

移民局总监凯鲁再米也承认，日前逃逸的罗兴亚难民，三年前就被关在＂愿景营“。
 
如果不是慕尤丁担任内政部长之时严禁难民署探视并处理难民个案，韩查萧规曹随还变本加厉，就不会发生扣留中心过度拥挤的问题。

这批不受缅甸政府承认的罗兴亚人，理应让他们由难民署接手处理，而非被关在暗无天日的扣留中心，遥遥无期地等待。

另外就是可以效法一些国家　－　例如黎巴嫩和约旦　－的做法，在难民署担保下给予工作机会；再来可以透过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资金援助，成立收容所（shelters），让小孩和妇女可以学习基本知识以及手艺，免于被扣留的不人道对待。
 
事情发生之后，包括人力资源部部长沙拉瓦南在内的政治人物再度呼吁允许难民工作，但他们可以喊得很大声，真正的决定权却在首相和内政部长。

这两个人，一个处于政治弱势，另一个则是保守鹰派，加上民间不理性的反对情绪，对于难民工作权，我不乐观。
 
这次悲剧充分凸显了很多华裔的错误迷思，以为穆斯林主导的政府一定会帮穆斯林，甚至以为罗兴亚难民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多好处。

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其实和许多其他不同国籍和信仰的申请庇护者一样，是马来西亚法治不彰，贪污舞弊的受害者。
 
马来西亚人不能永远只在意自己的人权，而蔑视他人的人权，尤其为了免遭政治，种族或宗教迫害而逃往他国申请庇护，并非犯法。

难民即使不是公民，也一样应该享有人道的对待，这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众应该要具有的基本常识，因为哪怕有一天我们自己在别人的地方成了难民，也会希望得到当地人的理解和善待。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