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的无国籍人士问题早已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从1970年代中菲律宾南部内战开始，大批难民涌入，加上后来州以及联邦政府的纵容到漠视，尤其是马哈迪时代诱使更多穆斯林进入沙巴以制衡基督徒为主的卡达山票仓，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挑战。

尽管这些年来各方举出不同数据，声称沙巴的无国籍人口介于80万到120万之间，对于实际的数字，还有这个群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真正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多，包括政治人物在内。

殖民统治和后来的种族政治导致马来西亚人倾向于把人群同质化。例如我们说“外劳人口已经多过印度人”，却根本无视移工群体之间分属不同国籍，甚或同国籍而不同族群和信仰等；即使是马来西亚的印度社群，其中的信仰和族群差异也很明显，还包括不愿被视为印度人的锡兰人后裔。

在沙巴也是如此，无国籍人口被视为一个整体，但他们当中却有源自菲律宾南部的苏禄族和巴瑶族，语言有巴瑶语，他勿述语，塔加洛语和马来语；还有源自印尼北加里曼丹的达雅族和苏拉威西的武吉斯人，宗教方面虽然以伊斯兰教为主，但也不乏基督教，天主教和传统神灵信仰的追随者，彼此间差异颇大，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铁板一块。

至于身份证件，既有当年获准留下的6万名难民和他们的后代，也有偷渡入境打工的无证移工，还有难民或无证人士和沙巴当地居民通婚而生下的小孩，拿不到身份证而沦为无国籍者，更有当年马哈迪和安华联手炮制，加剧无国籍问题的M计划底下获得假身份证以便投票的人口 。

我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几度到沙巴调查无国籍和难民人口，就发现一个家庭的成员，彼此间拥有不同证件甚至无证件的现象非常普遍。

又或者距离仙本那岸外的哈啰哈啰村（Kampung Halo-Halo）就有一批居于海上的海巴瑶人（Bajau Laut），由于他们在沙巴，菲律宾和印尼水域之间游走，却又同时在仙本那一带贩卖渔获，娶妻生子和置产，如何确立他们的国籍，或确认他们本身是否渴望拥有国籍，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他们没有证件，想强制把他们“遣返”，菲律宾或印尼也未必接受，形成一项外交难题。

无论如何，这个群体当中不少人已经在沙巴居住了几十年，延续了至少三代人，对当地的经济贡献也不容抹杀，当年就有不少餐饮业者告诉我， 如果不雇用薪资低廉的菲律宾人，他们的生意也撑不下去，因此要说他们是外人颇为勉强。

近日，内政部长韩查再努丁宣布将发给沙巴的外籍人士证件，以确认这个群体的人数。从务实的角度而言，解决沙巴的无国籍或外籍人士问题需要有一个起点，毕竟一个上百万的无国籍人口长久无法获得医疗，教育和就业权利，必定衍生众多社会问题。

例如无国籍的小孩既不能正常就学或就业，当中必定有人会成为犯罪集团甚至恐怖组织招收的目标，菲律宾南部的武装组织，或许已经在他们当中招兵买马，我们不得不警惕。

因此，我认为韩查的这个举措并非不可行。但问题在于沙巴政府的态度为何，社会上和朝野政治人物之间又是否对此有一个共识，都需要有所讨论。

如果没有得到沙巴各个社会阶层的理解，认可和支持，这个课题最终必然在将来选举期间，成为朝野双方炒作的课题，加剧解决问题的难度。

而我个人更担心的是整个作业程序不透明，轻则导致签发证件的官僚涉嫌贪污舞弊，重则导致这个无辜的群体在当局确认其身份之后被逮捕遣返，以致更多人基于不信任和恐惧而选择不出面登记，以致事倍功半，问题继续悬而未决。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