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迪和玛丽娜父女近日分别出版新书，引起素来崇尚权贵名人的英语社会关注，再成话题。

马哈迪的新书名为《捕捉希望：为新马来西亚持续斗争》（Capturing Hope: The Struggle Continues For New Malaysia）。书名提及”希望”和“新马来西亚”，其实是为了突出他本身(暂时)终结所谓巫统这个共业的霸权过程当中的功绩。

尽管马哈迪的自大，任性和傲慢导致希盟政权自我瓦解，面对别人批评这个短命政府走回头路 （例如马哈迪继续发表种族性言论和出席“马来人尊严大会”），他仍旧把“改朝换代”归功于己，这点从他新书的名称就看得很清楚。

尽管在我看来，号称“变天”的509大选，不过马哈迪精心策划的洗底工程而已。看看当初有份吹捧马哈迪，把他再次推上权力巅峰的人，如今吃了暗亏而沉默，却像得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那样，表面上不爽他整垮新政权，要骂却骂不出口，心里还偷偷感激他的“贡献”，就知道即使是社会精英，眼睛也不都是雪亮的。例如不少人以前调侃似地叫他老马，如今毕恭毕敬称他敦马。

相比之下，曾经全力支持他的前总检察长汤米托马斯和前外交官丹尼斯依纳爵都在各自书中直指马哈迪需为希望幻灭负责，老人家当然要有一番“我方的说辞”。

至于玛丽娜的新书《苹果与树：生为马哈迪医生的女儿》（The Apple and the Tree: Life as Dr Mahathir’s Daughter），根本毫不掩饰为父亲说项的意图，例如近日在《当今大马》转载的章节当中，就有一篇企图将马哈迪描绘成是“喜来登政变”的受害者，一名记者忍无可忍，撰文驳斥 。

其实，我也和那位《当今》记者一样，对独立媒体转载玛丽娜新书的内容感到困惑。以马家富可敌国的财力和玛丽娜的人脉，就算所谓的独立媒体不连载，书的销售量也绝对不是问题。何必他人加持？

很多人只知道玛丽娜号称“社运分子”，其实她早在1980年代中就已经是广告界红人。例如她负责1986年在吉隆坡举行的亚太旅游协会大会（PATA Conference）的所有宣传工作，也在1990年代承接了两项政府主催的大会顾问工作：1993年的国际先驱报的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即今天的国际纽约时报） 的“马来西亚：90年代的经济重镇” （Malaysia: Powerhouse of the 90s Conference）和1994年的马来西亚峰会。 

为什么马哈迪时代，许多政府重要活动的宣传工作都由她负责呢？难道当年没有其他广告界人选了吗？这点就需要当时候的广告界和媒体界前辈们解惑了。

马哈迪和玛丽娜父女再次联手，为的是制造媒体效应。马来西亚是个不折不扣的消费型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中也都在消费不同产品，包括政治在内。实行民主选举的社会，哪怕如何不完美，政客仍然需要捕捉人民的想象和情绪，特别是面对危机之时，但政客同时也在消费选民。

马哈迪家族精于此道，在509之前充分掌握民众对纳吉夫妇的厌恶，才有一连串的公关操作，其实都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政治包装，特别是情感品牌型塑方面，更是紧紧绑架了选民。

马家最精彩的作品是509大选之前的一系列宣传作品，包括马哈迪穿Bata鞋，吃平民苏打饼，其夫人西蒂哈斯玛手拎着朴素的包包，站在伦敦高级百货公司哈罗斯（Harrods）里面的超市独自选食材，夫妻二人在海边用贝壳通话，状似亲密可爱等等，当然还有“阿爷已老，只为救国”的影片 ，每一个动作都对准奢华滥权的纳吉与罗斯玛夫妇，竟让忍受马哈迪将近半个世纪的种族性言论的华裔选民为之疯狂，感动落泪。有个台湾记者还告诉我：“他就像是个年老慈祥的老人啊！不像曾经是个呼风唤雨的独裁者。”

而我如今只能感谢马哈迪以行动证明我当初所言不虚。

如此成功的操作，前无古人，也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但也因为没有改革实质，纯粹只有私人议程，所以崩盘极快，以致同一人也不可能一再复制这个空前成功的政治包装模式。毕竟被骗一次是单纯，被骗两次是愚蠢啊！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