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货运代理公司需有51%土著股权的政策引起争议，若我们观察国会的辩论，虽然在货运行业实行，但是辩论的内容远不止于此。

总的来说，宪法第153条款阐明土著特殊地位，无论是否认同，宪法已清楚阐明，除非有人要修宪，但是我相信不会有人这么做，政治上也不敢这么做。

实际上，我个人对特权地位看法是，我可以接受它是单一层面的土著特殊政策，而非多层面的土著特殊政策。我估计，我这立场不会被非土著接受，觉得我这立场过于劣势，但如我所说，土著特殊地位确实存在，我们无法在制度上改变，必须遵守。那么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检讨执行方式，争取合理和体面的土著特殊政策，而非过分的多层面土著特殊政策。

其实，我个人就是多层面土著特殊政策的受害者。我所说的单一层面土著特殊政策就是一旦赋予优势，后面的过程应该是平等的。例如，入读玛拉理科初级学院（MRSM）（我相信有些人听过这个学院，因为之前引起过争议），90%是来自土著，10%是非土著。这90对10的比例已经赋予了特殊地位，入学后土著和非土著之间不应再有区别，在学院内每个人都受到平等对待，这就是我所谓的单层面土著特殊政策。

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入学后还会有多几层的土著非土著分类，歧视性政策在此发挥淋漓尽致，例如我不能凭着玛拉的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成绩中获得奖学金，其他人却可以得到奖学金去外国深造。这就是我所谓的多层面土著特殊政策，赋予一层土著特殊地位之后，再赋予另一层土著特殊地位，在同一事件上无尽的特殊地位。

除了多层面土著特殊政策之外，让我从三种情况来分辨土著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土著的弱势群体比非土著的需要更多帮助，我相信非土著不会反对，毕竟帮助较弱势群体也是合乎逻辑，这也是平权运动 (affirmative action) 的意义。第二种情况，土著与非土著需要帮助的程度是一样，若政策只是帮助土著，虽非土著难以接受，但还非最糟糕。

更糟糕的情况是第三种情况，土著、非土著和外国人都需要帮助，可是最终只是为土著和外国人提供帮助，这就是货运领域目前面对的情况。若土著因为特殊地位而获得某些东西，如上述的第二种情况，可能很难接受，但这可以是平权政策或土著特权政策，意思是说，在同等条件下，土著首先获得优势，但政府可以如何解释为何外国人比马来西亚非土著得到更多的好处呢？

这根本是不合理，把大马非土著沦为三等公民。我仔细聆听陆兆福在国会的辩论，他说，不反对土著议程，但是他质疑为何外国人比马来西亚的公民/公司享有更多的特权？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的。

同样地，如果土著特殊地位是为了平权，帮助被遗忘的土著，即使不平等，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富有的土著来说，他们还有资格享有这种特权待遇吗？这也是许多国会议员在辩论中提出的看法，为什么价值数百万令吉的房屋，有钱的土著还可以享有折扣？除非政府要想要给所有土著享有特权地位，让土著地位比马来西亚人更优越，当然，政府总是躲在土著弱势的平权政策背后。

关于宪法第153条款是怎么来，有不同版本的历史，因此我就不要复杂化事情。我认为，现在政府和未来的政府要厘清第153条款，是否意味着包括高收入的T20（高收入）群体在内，也享有特殊地位？还是意味着土著的平权。这一厘清对任何土著政策很重要，如果是前者，是否意味着只要土著控制30%的股权，就可以不理占多数的贫困土著。换句话说，只有少数的土著可以往上爬，而大多数土著依然贫穷也是算达到目标。

如果这是政府的意思，那么土著就必须明白，获得分配更多的股权并不会让所有土著受益，只是惠及一小撮土著。若是后者，那么政府就应该重新考虑赋予的土著政策，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所有土著，而非一小部分的亲信和富人。

当然，这个种族之间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套用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话，台湾的地位问题，因为包袱使得这一代人解决不了。和我们一样，目前这一代马来西亚人可能还没能到达理性处理身份问题的程度，我们可能需要较少包袱的下一代来处理民族问题。

虽说如此，至少（任何）政府目前可以做到的是，不要扭曲和滥用第153条款，把过分不合逻辑的歧视用在非土著的马来西亚公民。土著特殊地位政策若有需要，可以是单层面的特殊政策，而非多层面的特殊政策。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