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向来依赖家庭工的新加坡就面对劳力短缺的问题，关键在于两个主要的家庭工输出国 – 菲律宾和印尼 – 都面对严重的疫情，迫使该国政府冻结移工入境。

上个月中，新加坡就业机构协会宣布高达2000名家庭工可望在近期抵达，附带条件是出发前必须在原居国数度检测并于特定设施隔离14天，入境新加坡之后再居家隔离14天，所有费用由雇主缴付。

消息公布后，有的新加坡人表示这项举措对雇主不公平，因为必须承担相关费用，但新加坡政府的这项做法其实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公平招聘的一般性原则和实施指南》  ，其中列明“应由公共或私营的潜在雇主或其代理人，而不是劳动者，承担招聘费用”，也“不得向劳动者或求职者收取或由其承担招聘费或相关费用”。

所谓“招聘费用”或“相关成本”，指的是在招聘流程中为确保工人就业或安置而产生的任何费用或成本，无论其形式、征收或缴纳的的时间或地点。

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保护求职者不会面对中介或就业机构的欺诈或剥削，尤其是全世界绝大部分的移工都来自开发中或更为贫穷的国家，求职者的教育水平也相对欠佳，在国内缺乏工作机会之时想出国谋生，却对国外的招聘程序和就业状况欠缺了解，因此容易遭无良中介或就业机构蒙骗，缴付招聘，中介和其他项目不明的相关费用，结果还未抵步开工就已经背负了一身债务。

以上述的新加坡为例，既然是雇主本身需要家庭工，为对方缴付所有相关费用合情合理。就像一般人申请外国的工作，成功之后当然由雇用的一方负责所有的费用，包括体检，签证和机票；根据工作性质以及合约内容，外国雇主或许还负责迁居费（relocation fee），而雇员本身通常只需缴付办理本国护照的费用而已。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换做薪资偏低的移工就有人投诉对雇主不公平呢？需要他们的是雇主本身，为他们承担所有相关费用是天经地义的事。

或许有人认为移工有求于中间人，就得付费。但他们之所以如此，和全球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以及资讯流通的不平等密切相关。因此，政府和雇主需要做的是弥补这些差异所形成的不平等，而非让移工承担后果。

马来西亚也是一个主要的劳力输入国；面对新加坡则是重要的劳力输出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之间应该更全面探讨简化招聘程序，例如限制所涉及的中介的数目，因为聘用程序中的中介数目越多，所需的费用也越大，贪污舞弊自然更为普遍。

国际劳工组织今年六月份的一份调查报告《世界就业与社会前景：2021年的趋势》就警告，这场世纪疫情或导致明年全球高达两亿人失业，开发中国家缺乏财力和资源促使经济迅速复苏，必有大量求职人口。

马来西亚的种植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如今都面对劳力严重短缺的情况，而主要劳力输出国像是印尼，孟加拉，尼泊尔和缅甸等的疫苗注射进程缓慢；在情在理，任何人需要这些国家工人的资方或雇主就应该承担起责任。

有鉴于此，政府如果不尽快和这些劳力输入国达致公平招聘的备忘录或双边协议，明确写明疫苗注射由雇主或资方承担，就难保不会有更多人沦为任由无良中介或就业机构宰割的受害者。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