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前宣布成立贫穷圈（Poverty Circle）单位来讨论应对贫穷问题和协助B40面对疫情，但国内经济学家认为当局应提出制度性改革，而不是东补西贴的应对措施。

研究员也呼吁政府针对过去提出的现金转移模式的有效性进行研究，确保打造一个强大且针对性的社会安全网。

公正党峇央峇鲁国会议员沈志勤认为，现在中低阶层被政府的政策所祸害，批评允许大老板开工，但要求小商贩留在家，是个颠倒的政策导致社会上较低阶层的人受害。

“营业时间，现在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是很不合理，8点开工的人6点就要买早餐，错过了黄金时间如早上6点到8点和下班后的8点到10点，整天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贫穷是政府制造出来，要解决贫穷问题是要让人们能够继续找到生计。要先检讨自己失败的政策。大马现在最大造成贫穷的是政府失败的政策。”

在他看来，政府的国家复苏计划下要求在7天平均确诊病例降至4000以下、10%人口接种疫苗、医疗体系不再紧急后才进入第二阶段的做法其实也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沈志勤说，部分州属如玻璃市一个星期的确诊病例也不多，加上已经禁止跨州，为何还要继续关闭其经济领域？

“为何为了几个人，而惩罚整个州。”

“一些州属的数目受到控制，不能等到4000。现在雪兰莪、吉隆坡、森美兰在爆发，如果工厂继续工作，会有病例，4000是降不下来的。但是玻璃市已经是绿区，为何不可开？”

诚信党埔莱国会议员沙拉胡丁则认为，政府应该专注协助失业者和受到冲击的中小企业。

“现在去多人都失去工作，增加了贫穷的人数。限行令下，许多工厂也被迫关门而没有收入。”

“那些没能获得延后偿还贷款的中小企业，他们被迫关门，与日俱增。”

他呼吁政府考虑自动延后偿还贷款的措施，协助这些有租金、机械、贷款和员工薪资要偿还的企业。

经济学家：应有制度性改革

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副教授黄锦荣则指出，这个福利计划不能只是专注给津贴，应该更大胆，制度改革的幅度应该更大，而不只是局部修改。

他认为，若没有制度性的改革，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穷的课题。

他说，大马经济在后疫情时期或许出现一些状况，包括国民储蓄率往年已经从30至40%的水平，在疫情前跌至20%左右的水平，而疫情后的情况也只会变得更为严重。

加上国行今年3月曾公布的报告也显示我国的家庭债务再度回到高水平，国人在疫情后的家庭收入也会很糟糕。

他也点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其实也显示了不平均的情况，包括去年末的正成长，其实主要是来自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和专业服务，反而一些面向本地的制造业、零售业、住宿等行业都仍属于负增长。

“但是问题是，大多马来西亚人和公司都在这个行业，复苏的步伐会差距很大。”

他也预测，即使我国在年底看到政府所预测6%的经济增长，或许也只是小部分人收益，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其利惠。

因此，他认为要整顿福利计划，且不只是针对贫穷者，应该探讨如何修补家庭赤字的问题，让债务水平平稳下来，让他们能够从复苏中收益。

他也提出，有关的援助也不能只是一次性，或是偶尔的行动。

黄锦荣建议政府考虑累进式的福利制度，即收入越少就获得更多帮助，而不是按照以前根据B40和M40的区分发。

他举例，收入3000令吉的人士享有津贴，但是相对较少，而收入为2000令吉者的则享有较多的津贴。

“整个税务计划完整，这样鼓励大家缴税，报税。会有更完整的数量，过去很多人不报，可以有更完整的资料，再检讨时，会知道他们在哪里，而不是一发然后，等对方来领。”

此外，黄锦荣也以美国的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模式，作为第二个参考例子，这个模式不会产生“鼓励人们不工作”的效果，因为有工作者才会获得津贴。

“在美国，只要有收入就需要缴税，但是会给予回扣，要帮助低收入者，也鼓励工作。”

“我们可以仿效，但也可以有自己的方式。”

相关的援助和福利制度或可以和税务制度挂钩，包括参考其他国家的消费税回退制度，也让人们不会觉得政府征收的消费税收入高犹如被“抽血”。

他认为，如果政府某一年的消费税收入高于原定目标，就可以回退给国人，其中的部分也足够弥补掉他们所缴付的消费税。

然而，他也提醒，如果要执行这个制度，必须做到透明，要让人们知道援助和国家财富是有挂钩，会返回到人民身上去。

打造良好数据库鉴定有需要人士

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代研究总监温雅欣认为，政府应当成立一个数据库来鉴定有需要的群体，确保能够尽快鉴定有需要之人来提供帮助。

她指出，在去年的疫情初期，政府都专注于提供快速的反应，然而目前一年后，协助穷人和脆弱群体的援助应该更针对性和广泛。

“针对性则需要有一个好的数据库，以鉴定哪些人是穷人和脆弱群体，并给他们提供援助。”

“对于那些因为疫情而陷入贫穷的人士，我们需要尽快给他们提供援助。”

她也解释说，贫穷并不只是个收入上的问题，而是需要从多面向的议题，其中包括和收入没直接关系的议题如教育、医药和生活环境等。

温雅欣呼吁政府解决教育和社会按保障两大议题，其中疫情就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教育素质和接触程度。

社会保障方面，温雅欣指疫情下也显示了我国需要一个协调性的社会保障系统，在危急时刻能够起到社会保护网的作用。

“现在是时候远离专注雇佣为主的社会保障，并且打造一个协调性的社会保障系统，准备应对未来的危机。”

谈到我国从国阵时代开始派发的现金援助如一马人民援助金（BR1M）、生活援助金（BSH）、人民关怀援助金（Bantuan Prihatin），温雅欣认为，类似的援助在危急时刻很有用。

“然而这是个短期的措施，因此就中长期的政策而言，就是要确保人们有良好的收入和工作。”

她建议政府协助创造工作机会的政策、技术升级和培训的计划等，来协助疫情下的失业者。

根据家庭开销给不同援助

马来西亚策略与国际研究院研究员祖颐达莫哈末则呼吁政府鉴定所需要的群体和不同家庭的需求，可以根据每月的开销和财务承诺来作出改善。

“我们很需要对于现金转移的有效率进行数据采集和研究，好让我们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如派发上进行改善。”

“如果没有针对类似的项目有妥善的研究，这样的计划不能持久。”

她认为，在目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然政府会专注B40群体，因为他们贫穷的境遇而被列为弱势群体。

“好像疫情那样的为冲击，如果他们被雇主解雇，将会将他们推入更深的贫穷状况，这也可能将他们和家庭赶出目前居住的房子。”

“这之后则会导致其他的社会和卫生问题，而这也是为何更多的努力是专注于这个群体。”

祖颐达也指出，目前的疫情让中低收入阶层群体推入贫穷的境遇，因为我国的失业率在增加，而且也缺乏技术和无需技术的工作机会。

她说，我国需要正规化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护网来协助穷人和失业者。

“这样的计划的资金是关键，而政府需要探讨各种资金的来源，尤其当我们期待成为高收入国。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有强大的社会保护网来协助脆弱的群体渡过难关，不管是有或没有疫情。”

她呼吁政府，应当经常检讨贫穷线收入（PLI），好让其门槛考虑到生活成本、通膨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