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包括慕尤丁政府）先来回答以下这道问题。

撇开过程、努力、同理心等等，只关注结果，你会说政府对抗全球大流行疫情失败吗？

我的回答肯定是失败的，从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政府有许多失误、无意义的政策，尤其是从沙巴州选举后，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失败的原因，我相信政府也意识到。从慕尤丁最近采访中可见，他试图告诉我们，他尽力了，许多事情是他无法掌控，简单来说，经济因素导致无法再一次行动限制令（MCO1.0）。

这就是为何我在文章开头提出问题，并不因他的处境而有同理心，看最终结果就知道了。如果其他政客和政党有任何建议，为何政府不遵循呢？是出于政治考量，还是技术上真的办不到？

所以，我才建议政府暂时把权力移交给更好管控大流行病的人。当然，很多人有各种理由要求政府完全的下台，例如质疑政府的道德合法性、抗疫失败、滥权等其原因。直接完全的下台当然谈起来容易，但是实际上，不会实现，因为权力转移不仅是关于疫情管理，而是整个政权转移，即使你是慕尤丁，你也不会同意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暂时将整个政府的权力转移给其他人，以关键绩效指标（KPI）来衡量新领导人是否成功处理眼前面临的一揽子问题。两者分别是前者是政治的政权移交而后者是管理的政权移交。当然，这建议并不会容易，问题是，首先，如何知道慕尤丁政府或新领导人比较有效？其次，如果新领导人不能控制疫情蔓延，是否会把权力交还给慕尤丁？

如何知道谁有能力？

事实上这建议对慕尤丁政府也会带来好处。

任何国家，当反对党比当政府更容易，我举几个简单的真实例子。当行动党在野时，经常抨击马华和民政党无法争取承认统考，可是当行动党执政时，出现同样的情况。当希盟执政时，批评国阵各种严厉法律，当希盟执政时，大部分法令，如多媒体与通讯法令、煽动法令以及各种苛刻法令皆没有废除，只废除一项反假新闻法令。简而言之，在野党抱怨比当政府执行更容易，我不否认这一点。

然而，在这个全球大流行疫情过后一年，情况变得更糟，难道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还不足让政府控制疫情吗？是马来西亚的情况不会有人有能力抗疫或是因为现任政府无能？

今天的马来西亚政局，每一个主要政党都曾经当过政府，他们知道政府如何运作，所以对他们来说，提出实际管理计划而非夸夸其谈并不是不可能，对他们来说，双方都应该为自己设定KPI，就像招标过程“价高者得”一样。如果你意识到，在疫情的课题上，我国政治争论无关意识形态差异，例如我们应该帮助企业还是人民，应该把健康或经济摆在第一位等等。

政客都有类似意识形态可以遏制流行病，例如健康最重要，应该以民为本等等。既然相似，那区别在哪里？例如，反对党质疑政府为何不全面封锁？如果全面封锁需要资金，当政府动用公务员退休基金时，反对党又抗议，所以其实是政府无论做什么都错，或者实际上是反对党有一套计划解决问题，更好解决当前疫情。

这就是我说，给反对党来“报价”吧，看他们如何做到工作。如果他们说可承诺的“报价”比现任政府来的差，那我也看不到为什么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可是如果他们的“报价”比现任政府来的好，那既然现任政府无法有效抗疫，撇开政治，就让反对党来试一试吧。当然，这不是纯粹的试一试，而是必须有个“报价”。如

果他们无法在指定时间内执行，就必须把政权交还给慕尤丁政府，这其实对双方都有好处。对慕尤丁政府来说，即可以摆脱无能政府的指责，而对反对党来说，可以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若新领导人失败，会否把政权交还慕尤丁政府？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新领导人不会像刘备借荆州，有借没还？不要忘了，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即国家元首。毋庸置疑，国家元首应是非政治化，陛下在普通的情况下不应卷入政治
，但现在的情况是特殊。

首先，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第二，尽管法治精神没有真正允许国家元首这么做，但宪法与法律不同，虽然违宪，但没违法。第三，抛开合法性问题，无法否认，到目前为止，王室在马来西亚政治仍占很大影响力，特别是当统治者的决定受到人民欢迎，政客在现实的政治下是很难违抗。

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背景，违抗王室是一种禁忌就因为如此，国家元首在现在的特殊情况下可以是“公正人”，即在指定时间内（如上述所说的，以KPI来决定），国家元首要求新领导人归还权力。最高元首不需要扮演裁判的角色，只需要按照双方政党的比赛结果偏向胜出的那一方，把政权赋予胜者。毫无意外，这个建议在法律上是不成立，但是在马来西亚政治背景下，实际上是可行。

总而言之，我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是超出传统观念，但在目前情况下，慕尤丁政府不可能因为政治原因下台。

但是，如果以未能处理疫情为理由来推翻政府，那么要怎样确保新领导人比他做得抗疫更好呢？这就是我建议暂时移交权力的原因。如果新领导层无法遏制疫情，则应该以双方同意的游戏规则把权力还给慕尤丁。如果可以遏制疫情，慕尤丁政府也必须输得心服口服。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