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网络霸凌，然而制定法律就可以轻易遏制吗？我不这么认为。

让我们把网民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普通人，第二类是公众人物，我把其定义为网红、公众人物或任何与公众有关系的人（包括我受邀出席的现场或网路访谈、虚拟网上的卖家等）。

这是因为，虽然我对成为网红或公众人物不感兴趣，但当出席公开的访谈节目就被视为是公众人物，或较准确为曝露在公众面前的人物，意味着要接受公众的审查，无论是好评或负评，虚拟网上卖家也是如此。

广东话有一句说的：“食得咸鱼抵得渴”，即使不想太高调，纯属分享观点，在公开性情况下，难免不会被评头论足。

对于第一类，没有多少人会落入网络霸凌，因为被网民瞄准和攻击的动机少，即使网民之间意见不合出现争议，也会就此打住，除非使用粗言秽语，或评论过于极端，否则这一类相对来说，较少成为网络霸凌的受害者，我不想说一定不会发生。

较容易成为网络霸凌的受害者是第二类人，我形容为公众人物，包括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例子。当你是一名公众人物，曝露在公众面前，基本上必须承担网络霸凌的风险，也是一种职业风险。

虽然我不同意网络霸凌，但是不能否认正在发生。如果一个人无法承受，就应该考虑离开公众。虽然，我不是说要向恶势力低头，但是公众人物就必须考虑到潜在风险，就像当你成为一名警察要拘留犯人时，面对黑社会的威胁。

如果你是一名老师，你责备学生可能会面对家长的投诉。你是一名医生，会有感染病毒的风险，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职业风险，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自我保护。

倘若网络霸凌超出界限，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显然就是一种错误。

在这情况下，现有法律可以处理，例如，涉及诽谤就援引诽谤法对付，有刑事成分可以援引刑事法典，涉及个人信息就以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来保护，或也可以入禀民事法庭讨公道。所以，当局必须要做的是加强法律，问题往往在于执法不力，而不是法律不足。

那么，介于两者之间，在任何法律下都不足以构成犯罪，但同时对受害者产生影响呢？反网络霸凌法也许可以填补这一缺陷。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不错，唯其中含义太大。

首先，是谁界定网络霸凌？其次，法律是否被滥用？例如内安法令和多媒体及通讯法令等涵盖范围广泛时，当局权力过大，你就那么有信心不会被滥用吗？我知道某些YouTuber提供其他国家/地区的例子，但不要忘记，这些国家是遵循民主的国家，民主程度比马来西亚来得高，与马来西亚相比，它们拥有更高透明度和责任感。在那些国家良好运作，不意味着在马来西亚也会良好运作。

因此，我的结论就是，虽然我不认同网络霸凌，但新法律成为滥用几率更高，在网络世界中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出现是有风险，在决定公开前，个人应该评估他/她是否有能力承担风险。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