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半岛从1511年起，分别经历过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统治，外加日本帝国短暂而残酷的占领。葡萄牙殖民者基本上只把马六甲当作一个前哨（outpost），监督其帝国与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的贸易利益；荷兰殖民者在取得马六甲以后，却又把重心放在开发苏门答腊和爪哇岛，特别是巴达维亚，也就是如今印尼的首都雅加达。

因此，两者并未在马来半岛大肆扩张其殖民版图。继荷兰以后而来的英国殖民者则相反，非但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逐一控制了马来半岛的各个马来王朝，还留下了深厚的遗产和深远的影响。

1771年，英国人法兰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当时的吉打苏丹莫哈默吉瓦再纳阿比丁初次会面，商谈租借槟岛事宜，是为英国介入马来半岛事务和往后殖民之滥觞；之后以分别以每年6000和4000西班牙披索（Spanish dollar或peso）“租借”槟岛和威省，总共1万披索。

因此，近年正好是英国人正式与马来半岛接触的250年。

那个帝国风起云涌的年代，西班牙披索是国际通用货币，相当于当下的美金。据说当年的一万披索，如今的价值至少40万英镑，折大约230万马币。但马来半岛独立以后，联邦政府将披索换成令吉，每年照旧代表槟州政府，象征性地支付吉打州1万马币，可说赚到了。

最巅峰时期，英国殖民统治能够扩展到世界四分之一的领土，使之成为殖民主义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原因很多。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英格兰自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即确立国会主权至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supremacy）的君主立宪制。

当时伦敦的西敏寺国会选举并非人人一票，而是参选人和投票人都必须拥有土地，产业或企业。

英国历史学者Lawrence James在《大英帝国的崛起与没落》一书中写道：“光荣革命以后，无论君王或大臣皆不得忽视代表议员本身或国家利益的平民院（下议院）的声音；贵族与乡绅必须与商贾，承运商和伦敦金融区的金融业者分享权力。”

换言之，废除君权神授说，代之以君主立宪制的英格兰，再也没有王权神圣不可侵犯这回事；18世纪以后，英国也从未有人因为“冒犯”国王而被提控。

所有政治权力的基础就在西敏寺国会，殖民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国王说了算，而必须与政商精英协商，甚至妥协。这就有别于欧陆的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奥匈等帝国，由于王权至上，不时因为王室出现内部倾轧或继承人危机而导致帝国计划受损。

英格兰相对有序，成熟而稳定的政治框架，明确的利益分配和妥协，是确保其帝国得以稳健扩张的主因。

当然，殖民和帝国主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时英国本土的政治体制即使如何完善，也无法抵消其帝国在其他殖民地，尤其是非洲和印度次大陆，所带来的伤害与破坏。

但检讨帝国的遗产，毕竟不能只专注在其负面影响，同时也得审视往往是偶然却正面的发展。西敏寺议会制所推崇的国会主权至上原则，就是一个在世界各地广受认可的殖民产物。

从这个历史角度去看，马来西亚本应是1688年英格兰光荣革命的受惠者，国会理应享有至高的权力。可惜特殊的族群政治结构，以及从马哈迪以降的历任首相不断削弱国会的角色，无限扩大首相个人的权限，到了慕尤丁手上已经可以随意借国家元首名义颁布紧急法令，甚至罔顾国家元首的意见，拒绝恢复国会以求自保，可说吃相难看，也让人不齿。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