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数国人期待疫情后能够维持灵活上班制度，国内商会领导人认为这虽然能够节省成本和时间，然而实际落实的主要考量是确保生产力不下滑。

此外，基于目前我国对于就业相关的法律，也让灵活上班制度如果要成为法定制度，在执行上有所限制。

雇主联合会执行董事三苏丁受询时就提出，工作上的灵活调配其实可以经过协商，但在任何工作环境下的首要考量就是生产力和效率。

“有些工作需要雇员来到现场，有些则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但无论是哪个情况，其实都可以讨论和落实更灵活的方式。”

“这就好像如果要到公司来，可能每周5天，是早上8点至下午5点。但如果在保持每周工时相同的情况下，上班的天数也可以减少，只需要在其他天工作更长时间，能满足合约上的工时需求。”

虽然执行上看似简单，但是从法律层面方面，调整工时或将会给雇主形成新的压力，导致雇主在落实上有些顾虑。

三苏丁就提出，根据现有法律，除了轮班制的员工之外，如果工作超过9小时就需要付加班费。

“但是在目前雇主想要让企业复苏的情况下，大多都会想要减少加班费的开销。”

他认为，若要推动灵活工时，可能政府就需要让现有的法令也更为灵活。

“因为根据现有的法律，只有轮班制的人可以每周工作4天，每天不超过12小时，然后每周休息3天。”

“目前的限制就是在这些非轮班制的员工身上。当然这些如果安排好，也省下了来回的次数，如果一周来上班四天，也并无不可。”

他认为，对于推动此事需要政府方面的支持。

根据人力资源招聘公司任仕达早前的一项民调，有48%的大马受访者希望在疫情过后，也可以维持在较为灵活调配的工作环境。

民调结果显示，48%的雇员希望未来的工作可以是混合“到办公室工作”和“居家作业”的模式，而且有14%的受访者希望能够全时间居家作业。

三苏丁也提出，按照目前的整体环境，要全面落实居家作业还是有些难度，尤其部分地区的宽频网络效果不如人意。

“尤其是在视讯会议时，有时需要关闭影像，只能听到声音。”

“目前的网速不能够支持这些需求的话，结果会让人失望。”

三苏丁也提出，其实如果是居家作业，那目前的法律中有部分条款就不能落实在居家作业的环境上。

他认为，现在的法令更趋向于一个办公室的工作环境，因此很难照搬到一个居家作业的环境上。

同时，他认为雇主可能会对监督进度方面有所顾虑，包括雇员如果远端作业会否按照要求满足工时需要等。

“这些需要建立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互信，如果雇员能够有很好的表现，那当然可以。”

然而在早前统计局报告显示我国的雇员的生产率在疫情期间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三苏丁认为雇主们会有所顾虑。

大马中华总商会中小企业组主任孔令龙则认为，灵活的工作环境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即视讯会议替代面对面的会议、远端作业或居家作业，和网络作业。

他认为，视频会议方面的安排可以持续，因为有许多会议其实并不需要面对面，而此事业余疫情与否无关。

“有很多东西，面对面去谈是浪费时间，尤其是在大马的大城市交通堵塞的情况，可以同一段时间视频会议谈半小时也很棒。”

“这是好像以往我们会通过电话沟通，这次疫情让人们知道视频会议的好处。我们可以先安排视频的会议，等到最后阶段，最重要的部分再安排面对面，这些可以节省时间。”

孔令龙也提出，同时视频会议同时也可以给企业节省很多的成本，包括在产品宣传方面，从实地到每个不同地区进行解说，如果改为视频解说，可以省下时间和成本。

“如果一个新产品需要推介，那是不是要找销售人员到处去解释新产品？那是不是东海岸、东马、北马、南马都要去？”

 “这些可能会浪费时间，包括需要往来的交通过程、还有酒店开销等。不如在线上推介，一次过进行。”

他说，其实目前视频会议和顾客开会已经很普遍，因此也是个可以持续的做法。

远端作业或是居家作业方面，孔令龙也认同并非所有雇员都需要集中在办公室上，如果安排远端作业则可以降低需要租赁的空间，也可以将办公室和生产线给分隔开，也算是控制费用的方式。

孔令龙认为，经过这次的疫情，也让企业更了解如何最有效进行人手调度。

谈到网上作业等方式，他则认为我国通过这次疫情，将可能原需要数年来习惯的工作文化给提前熟悉了。

他认为，包括企业减少门店，而改用旗舰店和体验店的方式，其实普及化也比预期早了。

“以前我们没有电子钱包，现在马来西亚已经普遍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大马的今天会好像中国那样，原本以为要5到7年后。”

他认为，因此国人也可以用一个更积极的角度来看疫情的影响。

他认为，相比疫情之前，目前要推动较为灵活的工作模式，其难度将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