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以后出台的《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缩减土著和非土著之间的经济鸿沟。然而，在马哈迪的认知当中，土著几乎专指马来人，因为他甚少提及东西马的原住民社群，尽管数据证明沙巴是全国最贫穷的州属，原因就是当地的土著社群没有得到国家足够的关注。

例如这次，马哈迪接受英文国际网媒《亚洲时报》（Asia Times） 的访问时说：“我们发现在马来西亚，城市华裔和乡区巫裔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城乡之间的不均。我们需要去纠正。”（以上为《当今大马》的翻译） 

马哈迪在回答当中，刻意以“城市”和“乡区”来做族群之间的区隔，尽管这样一种粗糙的划分已经不合时宜，毕竟马来人已经凭借《新经济政策》所赋予的优惠而走入城市；1980和1990年代的高速工业化则加速了这个进程，如今马来社会已然高度城市化。

例如联合国属下的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于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马来西亚有高达7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而且城市化的趋势在未来将持续下去。 土著既然占了全国人口的大约62%，其中以马来人为绝大多数，城市地区的族群结构和刚独立的时期已经截然不同，继续以“城市=华裔，乡区=巫裔”这么一个简单的思维来理解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若非食古不化，就是故作不知。

2013年大选过后，就有学者尝试讨论城市化和族群对选举结果的冲击，尤其是城镇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或使巫统或难以依赖乡区的选票维系政权。 行动党籍的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就撰文指出，在全国选民人数最多的20个国会议席中，以马来人为多数的就占了16个。

然而，大部分马来人已经居住在城市并不意味着以马来人为主，甚至代表马来人的非巫统政党能够坐收马来选民城市化所带来的选举红利。事实上，希盟执政的22个月就普遍受到包括城市地区的马来群众质疑其能否捍卫马来民族的利益，可见城市化未必能够取代族群，成为未来选举的核心议题，更大的可能是两者将并存，继续影响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

其实，马来西亚华社有着深厚的劳动阶级背景，像林梧桐，张晓卿或郭鹤年那种“白手兴家”的致富传奇只是特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华裔南来以劳工为主，从商者是少数。否则1960年代又哪来大量的居住在新村和小镇的劳动阶级华人加入原本由思想上倾向于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英文教育者所创立的劳工党呢 ? 

而今天华社的政治论述始终不谈阶级，主要原因是当年英殖民者和后来执政的巫统为了对抗马来亚共产党，建立了以族群/种族为框架的论述，并将所有左翼运动标签为“激进”甚至“暴力”（这样的论述也符合华裔资本家的利益）。

因此，从1966年的《第一个马来西亚计划》开始，重点都在于乡区发展（pembangunan luar bandar），乡区就是马来人；城市地区的非巫裔，特别是华人，在党国宣传下对马来社会形成某种具有威胁和“他者”性质的存在。

此外，华社领导，西方媒体甚至学术界都热衷于迎合“华裔刻苦耐劳，白手兴家”的片面论述，出版海量的相关书籍和刊物，继续强化对华人的刻板描述，而无视大部分的马来西亚华裔并非商贾而是劳工后代的事实；也不是每个华人都脚踏实地赚钱，否则槟城就不会崛起成为金钱游戏的重镇。

乡区不代表一定贫穷，城市也不见得富裕。今天全球面对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克服城市的贫穷问题，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马哈迪不是不知道这些变化；他不断重复“华裔勤奋所以富裕，巫裔懒惰所以贫穷”的偏见，一方面是他本来就是个固执的老人，不可能在95岁高龄之时忽然觉悟自己的理解错误，更何况翻然悔悟从来就不是他的作风；另一方面则是带有政治动机，继续突出他敢于替马来人“伸张正义”，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们坐拥亿万身家而脸红。

马哈迪谈论“华裔富裕，巫裔贫穷”已经是超过一甲子的事，与其愤怒，不如检讨自己是否也掉入了他的圈套，为“华裔都富裕”的言论勃然大怒，却也同时为“巫裔都懒惰”的偏见而拍手叫好呢 ?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