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南发专栏】如何减低依赖外劳 ?


唐南发

新加坡的餐饮业员工平均月入大约新币1800,在当地属于低薪,但折马币就是5400,过了关卡回到新山走路都比一个吹冷气的公司书记有风。(摄影:Hasnoor Hussain)

上个星期,我到家里附近的一家餐厅打包食物,发现业主已经采用手机程式点餐服务。我在等餐之时向其中一位员工了解情况,原来店家在行管期间为了做外卖生意而落实这项措施。打包的顾客点了食物,就到柜台付钱拿号码。墙壁上的电子板会显示食物在“准备中”(preparing)“或“完成”(ready),只要顾客所持的号码移到“完成”就可以直接领餐。

“那么店里少了几个外籍员工?”我问。

“因为科技的关系,老板少聘了四个人。”对方回答说。

对于这家传统老店竟然能够趁着行管将餐厅的营运现代化,我颇感新奇。

2017年,当时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的组织INVOKE推介一份题为《重建我们国家的指南》(A Guide To Rebuilding Our Nation)的政策报告,其中提到马来西亚已经落实基本薪金制度,本地人和外国人同工同酬,因此餐饮业无需聘用外劳。我对他武断的结论感到啼笑皆非。

如我之前的文章所言,各国移工在马来西亚所从事的都是辛苦,肮脏和艰难的工作,除非工资理想,否则本国问津者不多,反而很多马来西亚人宁可到新加坡去从事同样的工作,因此这并非颜面的问题,而是薪资太低。

根据人力資源部属下的劳力市场资讯与分析研究院(Institut Maklumat dan Analisis Pasaran Buruh)于2017年所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每天来回新柔长堤到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公民,其中40%从事的是中低档技术行业,而促使他们不辞辛苦到对岸就业的首要因素就是薪资。

新加坡的餐饮业员工平均月入大约新币1800,在当地属于低薪,但折马币就是5400,过了关卡回到新山走路都比一个吹冷气的公司书记有风。马来西亚同样的餐饮业工作,薪资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巴生谷地区也不过马币2000,工时长又劳累,本地人自然缺乏兴趣,因此业者依赖缅甸,印尼或尼泊尔国家的外劳,实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

国家银行曾在201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采用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出的“生活薪资”(living wage)的概念,建议居住在吉隆坡地区的单身人士的生活薪资为马币2700,绝大多数餐饮业者根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开出这个价码。这就是我当初认为拉菲兹离地的主要原因。 

去过日本的人就知道很多连锁型的食肆普遍上都用贩卖机收订单以减少依赖员工,这是日本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劳力型员工难找却又不愿引进外籍员工,回应社会结构转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直到今天依然通行。

本地餐饮业者若要减少依赖移工,首先就要提高待遇和福利,鼓励本地人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基于成本考量不愿提高薪资,就得另想替代方法。相比于日本采用贩卖机的高成本,手机程式点餐反而更为可行。无论如何,有些工作是机器难以取代的,例如厨房的工作就是一例。

如今吉隆坡政府限制外劳或难民进入士拉央的批发市场,雪州政府不允许外劳在夜市或巴刹工作,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档案照:透视大马)

如今吉隆坡政府限制外劳或难民进入士拉央的批发市场,雪州政府不允许外劳在夜市或巴刹工作,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很多摊主都是有一定年纪的人,体力已不足以应付搬运的工作。如果家里的年轻人不愿意帮忙,唯有依赖移工。这样歧视移工的政策下来,有些摊主宁可选择不开档做生意,结果就是民间与政府双输。

长远来看,政府应该认真调查各个产业所需的劳力类型和员工人数,再根据结果决定外国工人的配额,并且提高薪资和待遇,这样才能达到逐年减少外劳人数的目标,毕竟在薪资和待遇提升之后,业者出于长期考量或会倾向请本地人,后者看在条件合理的份上,也可能愿意从事一些他们之前所不屑的工作。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知道除非马来西亚的经济成功转型,否则类似家务工,制造业,种植业和园丘业等行业,很大程度上依然必须仰赖移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健全的法律保障外籍工人的权益,以及更全面的教育以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

* 唐南发为无党无派的自由评论人,群议社社员,公共交通狂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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