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们看到发生很多醉驾意外导致死亡的个案，这的确非常可悲。但是将酒精与导致死亡直接挂钩是不合理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即便是政府，不仅通过言论暗示和评论，甚至将整个情况制度化。

在无法证明售酒与造成受害者死亡挂钩的情况下，吉隆坡市政厅和部长更下令冻结发出新的酒精准证。这合理吗？

尽管冻结发出新售酒准证听起来不合理，但是由于政府架构较为倾向右翼，因此我对这样的规定并不感到意外。

无论是行动限制令，有条件行动限制令还是复苏行动限制令期间，我认为政府的政策和规定都考虑3个因素：（i）健康、（ii）经济和（iii）政治。

在限行令初期，政府已经明确表明，即使牺牲经济，也要把健康放在首位。许多国内外的人都在赞赏首相慕尤丁。除了日常必需品和基本服务外，所有领域均关闭。

但是这些定义似乎是矛盾的，即使在有条件限行令或复苏限行令期间开放多个领域，健康仍然是优先考量，卫生部做出多种努力，包括强制保持社交距离，量体温、使用洗手液等。

同时，在经历大约7周的限行令之后，如果不开放经济，国家的经济会陷入困境无法生存，政府决定以健康为重，并与经济之间取得平衡，通过执行有条件限行令和复苏限行令重开经济。

既然大部分领域允许重开，政府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行业禁止开放？

当政府宣布在有条件限行令期间允许餐厅营业时，联邦直辖区部长就不允许有出售酒精的餐厅营业，后来吉隆坡市政厅澄清说可以营业。由于我不常饮酒，所以我试着和身边的人讨论，但还是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可以理解禁止夜店营业，因为有舞池，而且桌子和椅子不多，夜店也不是坐着喝酒的地方。但是对于只提供酒精饮料的酒吧，我不认为与其他餐厅有什么区别，都是提供桌子和椅子可以用餐，可以保持社交距离。

我得到许多不能令人信服的答案有：（A）酒精饮料不是必需品；是否必要取决于个人，如果硬性地把必不可少定位为没有它就无法生活下去，那么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为何奶茶和咖啡等列为必需品。（B）酒吧是身体接触机会多，难以维持社交距离的地方；以上所述，有桌椅的酒吧就如同一般餐厅，两者区别在于，一个是提供食物，一个是提供酒精。

另一个例子是博彩，如万能和多多博彩等，原则上，这些地点反而更容易保持社交距离，人们逗留在博彩店内的时间更短，进入店内投注后就离开，而且在投注前就已经想好所要下注的。

我想说，社交距离是可以实践的。相对之下，在餐馆、商店或其他店铺，消费者还要花时间翻阅菜单或看一下商品，然后决定购买再离开，整个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非常同意政府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所做的决定是基于健康为优先，然后再考虑经济，政府也坦诚健康和经济是考量因素。当首相宣布执行有条件限行令，他有试图说服民众在健康与经济影响之间取得平衡。

无论是否同意有条件限行令，则见仁见智。但是，综合上述两项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即酒精和博彩，政府要不没有真正了解，要不就是力度不够。

或许是我来自政治学背景，当我从政治角度去审视这些情况时，以上这些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行业，使我联想第三个考虑因素，即政客永远不会承认是从政治考量来执行行政职务。

目前的政府是由较右翼政党主导（虽然我把目前的土著团结党、巫统和伊斯兰党标签为高度右翼政党，但是碍于政治形势变化也有可能会改变这些政党的右翼程度），以这三个政党在政府体制内治理国家，除了东马议员不谈，我不认为非马来人议员可以对现有的政府政治体制构成威胁，毕竟他们的数量不多。

其次，国民联盟政府是由于马来人地位岌岌可危，以及民主行动党主导马来人政府等宣传而形成，加上近期醉驾意外频频发生，受害者又是马来人。

虽然我个人不喜欢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这些非政治性的醉驾问题确实点燃马来社会的情绪，无形中给了伊党一个机会，建议国盟一同推动限制酒精的严格规定，顺水推舟的把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领域都纳入他们的考量。

因此，我认为，政府对于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领域决定是受到政治因素影响，除非政府能提出其他理由说明为何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领域，无论是健康预防方面具有与其他允许复工行业相似特点，却列为禁止复工和开业，或者它们在确保健康预防方面具有能力，却不被允许营业。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