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我尽量不要离开家里。每当我需要离家里时，除了解决事务外，我还会留心观察周遭，从5月4日实施有条件限行令至今，我去过少于10个地方。

这一篇文章是基于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由于收集到观察的数据很小，因此可能无法概括整体情况。

根据我在5月7日发表“有条件限行令大仓促”的专栏文章，当时我最关心民众的纪律问题，正如文章提及，虽然我觉得政府太早放宽限行令，但无可否认政府所提倡的有条件限行令之下的政策是蛮不错的，可是同时我也认为过于理想化。

在我过去时间去过的少于十个地方已经存在现实问题，可以想象若把范围和次数扩大，有问题的数量也会逐渐扩大。下来，就让我讲述这些问题。

首先，并非所有商户都戴口罩，我到过一些美食中心，发现不是每一摊美食处理食物的厨师有戴口罩。非常不幸的是，无论是高端门店还是基层门店，即使戴上口罩也不意味着正确使用，这么说吧，是为了遵守规则才戴口罩，因为许多人戴着口罩却露出鼻子和嘴巴，口罩戴在下巴，根本没有效用。

其次，体温计的精度。如社交媒体广泛讨论的那样，有人体温低于摄氏34度，根据医生的说法，正常人的体温温度是在摄氏36.5至37.5度之间，低于摄氏35度基本上已是一具尸体。

人们可能会说，这是个案，根据我的经验，我的一位朋友确实曾记录摄氏35度的体温，换句话说，所测量到的体温并不可靠，无法真正确保高体温的人不会进入商店。

第三，记录民众的联系方式目的是当有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以当局进行追踪。

我确实同意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里的说法，有些人没有留下真实联系方式，而是编造蝙蝠侠和超人的名字。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我确实看过有人留下奇怪的名字。

暂且忽略名字，我们关注民众留下的电话号码，一些电话号码可能是真实，只是不愿意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可是留下电话的笔迹潦草无法看清楚亦是徒然。

简而言之，无论是没留下真实电话号码或有留下真实电话号码但无法看得清楚，我对于追踪工作存在保留。虽然不可否认有人正确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但是若不幸的有人被感染，那么那小部分没正确留下联络方式的就无法被追踪。如果当中有人被感染后而进入社区，会使得社区再度爆发疫情。

第四，关于个人卫生的建议，例如勤洗手。说实话，我不经常这么做，因为我大部分都是留在家里，甚至不踏出门口。

当每次出门处理事务或仅去大堂领邮包后，我会彻底洗手。平均1至2天才踏出门口一次，每次接触到非家庭成员或新物品时，我会洗手。

由于次数少，因此这是可行的，对我来说也是简单。但是对于身在办公室的人来说，他们经常与家庭以外的人接触，当中有多少人在办公室内经常洗手保持个人卫生呢？他们会嫌麻烦或不方便。

我与周围的人交谈后，结果令人失望，因为我们不能期望人们每小时洗手，这与自律和可行性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及，除非有明文规定在限定时间必须洗手，否则只能依赖每个人的自动自发。

这一点，我有所保留，我所观察到的也足够支持此论点。但是，公道来说，在这个课题上，也很难把责任推在员工身上，因为的确非常不便和不实际，即使换在我身上，实话实说，我也没把握做得到。

第五，消毒剂的质量，由于我不是消毒剂专家因此无法评论其质量，但是从个人观点来看，其中的水和稀释质量让我感到不安全，不舒适。

如果所提供的消毒剂确实达到消毒阈值，我想政府需要通过媒体来说服使用者。

既然现在已经实行了有条件限行令，利益相关者应该确保遵守政府发布的标准作业程序。我个人认为，可以采取三层面主要行动来确保实践标准作业程序。

首先是通过自律，例如正确佩戴口罩，发挥其作用，而不是为了戴口罩而戴，并且经常洗手等等。

如果第一层面失败，第二层面可以来自管理层和雇主，确保以上我所提及的五道问题可以解决。

遵守标准作业程序是为了遏制疫情蔓延，而不是履行标准作业程序，例如量体温者应留意得到的数据，如果有任何奇怪的体温记录，应有所警惕，而不是为了满足政府规定而敷衍了事，即使体温计故障仍无所谓。

以上两个层面通通失效的话，那么政府必须介入，第三层面措施，即强制执法。遵守标准作业程序是为了达到有效性，而不是让人们为了满足政府才去遵守和执行。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