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和完全解除限行令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大的不同是人们没有正当的理由不能跨州，宗教、节日、学校、群聚集会等在内的社交互动依然被禁止，或是餐厅营运时间等等，这里，我不一一详述，但是，我想关注的是整体经济。

政府执行限行令首要目的是为了切断新冠病毒感染链，意味着，越少人与人的接触越可以控制感染率。倘若，有人如此不幸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或称新冠肺炎），那么新型冠状病毒调查病例（PUI）会因接触人数来判断高低，因为接触者的人数越高，新型冠状病毒调查病例就会更高。

执行有条件限行令，几乎是开放所有行业，换言之，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若疫情再次爆发，追踪这些接触者并不是一件小事。不仅如此，数据显示，感染者有可能没有症状，加上不受控制的移动，接触其他人的次数越来越多，将病毒传播到更多的人群中。简而言之，关键点是接触人数的高低影响被传播人数的高低。

其次，就要谈及限行令的实用性，原则上，我确实同意执行各种有效阻止病毒扩散的措施，但事实上，这些措施是否会过于理想化？例如，当所有商店重新营业时，社交距离几乎不能实现。请记住，限行令期间，由于大多数商店关门，社交距离是可行的，即使大排长龙到隔壁的店铺，还是可行的。当所有商店都开门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此外，有条件限行令首先强调的是自律。我不否认，严格的规定可以实践，比如强制员工戴口罩，测量体温等，论及自律，比如养成个人卫生习惯，鼓励人们勤洗手，我则认为这不可行。为什么？当一个人忙于工作时，我怀疑他是否有足够自觉性要去洗手，除非公司严格规定，要求员工根据时间表必须洗手，乘搭电梯保持一米距离等严格规定而不是鼓励行自律，否则，这一点我有所保留。

我可以理解在“生命”与“生计”之间的问题。不过，政府的退场策略应该是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政府已经阐明这是一次软着陆，但是我不敢苟同。就我而言，我对软着陆提出两项建议。首先，限行令依然执行，但允许绝大部分超过200名员工的公司复工营运，以遵循较前阶段限行令期间批准某些行业复工的模式来参考。意味着，这些员工只会在家里和公司之间往返路程，因为其他商店还没有重新营业。

因此，互相接触的仅限于200名员工和其家庭成员，可以大大减少接触者的数量。如果不幸出现感染，也容易追踪。当开放超过200员工的公司后，疫情还是保留在控制水平，政府可以以类似的模式开放76至200员工的公司。待稳定传播率之后，才完成最后一步，开放全体经济。重点还是一样，控制接触人数的高低。

第二个建议是根据区域来开放经济。政府可以考虑像落实加强限行令一样划分边界地区，不允许加强限行令的地区有任何人进出。但是这一次，是相反的划分低风险零新病例的疫情绿区来完全开放经济。外来者不允许进入，曾经离开绿区的人也不允许回到安全区，以保卫绿区的低风险。如果绿区与绿区之间毗邻，可以结合一起达致更广泛的实物跨界流动和经济活动。随着时间流逝，当黄区和红区转为绿区时，它们可以执行相同操作。

当黄区和红区相较安全时，转换成为绿区的时间会缩短，如果依然不能完全绿化，这意味着该地区不够安全。所以，当把不同类别的区域混合一起广泛开放，将使追踪工作难上加难，当绿区出现缺口，就会出现毁灭性的破坏。从公共卫生层面而论，14天为潜伏期。14天没有新确诊病例就可以安全，然而，在权衡风险和经济停滞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根据卫生专家的建议，合理调整新病例的数量和持续天数以重新拟定安全区的定义。

这是我提出的两个软着陆建议，给经济一个复兴机会，亦可兼顾健康。我理解那些行业，尤其是没有领取固定工资的员工，以及负债雇主的压力。但是，请记住，我们是要通过软着陆方式一劳永逸开放经济，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来全面开放整个经济，抑或全面开放，再次承担爆发疫情危机高风险。一旦再次爆发疫情，过去七个星期的努力将付诸流水。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