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南发专栏】从冠状病毒危机看新马两国的移工状况


唐南发

爱尔兰裔文化历史学者Clair Wills在《爱人和陌生人:英国战后移民史》一书中剖析英国自1950年代以来的劳工移民潮,其中谈到1956年伯明翰一所小房子里住了13名爱尔兰裔,印度裔和西印度群岛的移工。这么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的人之所以群居,是因为他们属于低收入群体,为了减低开销而不得不如此生活。

这个现象其实到了今天在很多依赖移工的国家仍然存在,只是有的国家选择制度化管理移工的住宿,例如新加坡。这些被安排到宿舍的移工,是属于新加坡移工类别当中的所谓工作证持有人(work permit holders),从事的工作通常最辛苦,薪金偏低,还面对比其他类别的移工更多的限制。

另外一个同样持工作证的移工类别是家庭工,但他们几乎都与雇主同住,也不免衍生其他问题,那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

在申请永久居民一事上,新加坡内政部列出的条件就不包括工作证持有人;而人力部甚至在《外国人力雇佣法令》之下另设规定,工作证持有人若要与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结婚,必须先取得人力部工作证负责人(Controller)的核准。相比之下,包括半技术劳工的S Pass等其他类别移工则不受此条例限制,当然也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

持工作证的建筑移工大部分缺乏经济能力,因此难以如其他外国人那样选择住宿;即使有能力,基于他们的国籍和社会阶级背景,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的人恐怕也不多。

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该国建筑行业雇用了28.43万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孟加拉,印度和缅甸。而其中有高达20万的建筑移工住进了政府所批准的43个员工宿舍。 

移工宿舍本身不是一个坏的安排,但在空间规划上得符合人道精神,而新加坡民防部队为防止火险,规定每个工人在宿舍内应享有3平方米的空间。  

截至2019年6月,新国建筑行业雇用了28.43万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孟加拉,印度和缅甸。(图:欧新社)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新加坡工人宿舍的房间可以容纳高达20人。我不清楚每一间房间的面积有多大,但从国际媒体所拍摄的照片看来,每个工人享有的个人空间非常少,似乎并未符合新加坡民防部队的规定。这样的居住条件,谈社交隔离根本就是奢侈。如果有人要批评这些工人当初为什么四处走动,首先就得了解他们的生活空间有多大。

另外一个问题是新加坡政府把宿舍的管理外包给私人公司,后者再向聘用移工的建筑公司收取每个人头300到400新币的费用。这种以营利为导向的模式难免引发宿舍过于拥挤的问题。危机过后,新加坡政府必须痛定思痛检讨并彻查移工宿舍的恶劣条件,以及追查一开始就忽略这群社会底层工人的责任。

无论如何,新加坡因为有一套清楚而完整的移工政策,在冠状病毒危机之时至少掌握得到移工的人数,国籍和地点,所以即使两个星期前移工群体中爆发感染,仍然可以迅速行动,集中检测。

马来西亚则是另外一个状况。截至今年4月16日,在我国感染新冠肺炎的外国人总数为601人,其中以印尼(108),菲律宾(104),孟加拉(63),印度(60),巴基斯坦(51)和缅甸(50)的公民占多数,这些国籍占了我们移工人口的绝大部分。

随着新加坡发生移工集体感染事件,马来西亚卫生部也加紧检测移工密集的地方,例如俗称士拉央大巴刹的吉隆坡批发公市(Pasar Borong Kuala Lumpur)。

但这些只是当局掌握得到的资讯。众所周知,马来西亚的移工政策乱象丛生,于是出现了无证移工人数远远超过有证移工人数的荒谬现象。人力资源部公布的有证移工人数大约为200万人,而无证移工人数按照不同单位和领域的估计,从200万到600万不等。这些无证移工身在何处,是否受感染,有无死亡病例等等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

随着新加坡发生移工集体感染事件,马来西亚卫生部也加紧检测移工密集的地方。(档案照:透视大马)

从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新加坡的移工 (当地通称为客工)政策由人力部门全权负责,不像马来西亚是内政部和人力资源部的双头马车。这是因为新加坡把移工课题当作劳务项目和人力需求来处理,而马来西亚则把移工当作国安课题,所以内政部权力极大,甚至控制了某些领域移工的配额,结果引发贪污舞弊,希盟执政期间也不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更严重的是一般民众看到人数庞大的移工,不了解这些人很多是人口贩卖分子的受害者或被骗进来找工作的外国人,而普遍把他们当作是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正中乱象源头的内政部下怀,后者更有理由拒绝把管理移工的权限交出来。

如果我们的政策一开始就清楚透明,严格执行,就不会有无证外劳多过有证外劳的现象;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简化课题,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他们,而是找出弊端,善待外劳,他们今天就不会怕到不敢出来检测。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措施。如果政府可以为了顺利落实行动管制而在经济上补贴民众和中小型企业,或许也可以考虑就地合法无证移工,以此鼓励他们出来检测,保护他们也保护我们自己,并以鉴定整体移工人数作为移工政策正常化的第一步。当然,政府要做到这点需要极大的政治意愿,对此我个人是不乐观的。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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