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前面对的情势是百年罕见的。无论是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或马来西亚于1963年建国至今，我们都不曾面对如此巨大的危机。甚至，全球人类社会上一次如此动荡不安，大概是约75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事情了。

面对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疫情，马来西亚应该把这场抗疫行动视作一场战争 —— 人类与病毒的战争。

1941年，美国珍珠港遭到偷袭后，美国为了应对危机，动员所有人民、集结所有可用的资源，甚至加大工业生产能力，全面投入到战争中。迅速的反应、有效的协调和生产力的大幅调整在国家艰难的时刻是至关紧要的。

珍珠港遇袭当日，美国的军力只有50万人。来到二战尾声，美国就已成功在几年内招募并训练了800万名士兵，还让工厂改为生产军火和补给品以支援前线，甚至在战后通过美军权利法案（G.I. Bill）帮助退伍军人重新融入社会。

上述经验可作为我国的借鉴，以便强化我们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的韧性和备战状态。

这次新冠疫情危机将彻底改变世界的日常运作，从此一切再也不一样。在马来西亚，即便行动限制令没有延长，如期在3月31日解除，我们的生活也不再一样。我们已经回不去3月18日之前的日子，我们将必须适应眼前的“新常态”。

社会疏远措施（social distancing policies）既被视为有效的防疫方法，相信我们接下来的日常生活还得面对长期的不便。我们是否准备好面对在进入每栋建筑物前都要测量体温、无时无刻都得戴上口罩，甚至必须配合任何更严谨措施的生活？在疫苗成功研发并在全球范围大规模生产前，我们还是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还面对“沦为下一个意大利”的风险。如果我国无法有效实施行动限制令，疫情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呈指数式增长（exponential growth），进而导致医疗体系在一周内因负荷不了而崩溃。

作为政府、作为社会、作为国家，我们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才能打赢这场和新冠病毒的战争。我们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就绪，以应对接下来的长征。

未来的两个星期，我们要确保社区传染的情形受到控制，以遏止或至少延缓疫情的第三波爆发。我们也要探讨社会大众在3月31日行动限制令解除后，该如何继续配合抗疫。

要达成以上两项目标，我们必须先检讨目前的几个假定：

第一，只需检测有症状者的假定已不可行。古晋国会议员俞利文同志就是最好的案例，他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却呈阳性。我们如今知道，测量体温已找不出无症状的感染者，和病毒正处潜伏期的感染者。

我们必须要能追踪那些曾接触患者的人士，无论他们有没有症状都得为他们进行检测。韩国自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检测了25万人，一天可为1万5000人做检测。我们要协助国内厂商大量生产检测试剂盒，并且让私人医院和诊所的医护人员参与检测工作以提升检测能力。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医疗专才去救治那些受感染乃至病危的生命。

第二，没有感冒就无需戴口罩的假定须被挑战。我们要设法提高口罩与洗手液的产量，以便供应到社会各个角落，包括乡区乃至非法外劳社群。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必须获得厂商的支持和社会基层领袖的配合。

第三，我们要大大提高医院的医疗负荷能力。这包括加护病房（ICU）的床位，还有人工呼吸器和医护人员防护装备等医疗器具。我们应未雨绸缪，避免重蹈意大利覆辙 —— 即医院无法容纳太多病患而被迫把他们送回家。考虑到除政府医院外，私人医院也备有450台人工呼吸器的情况下，我们也得思考如何让私人医院和企业一起参与抗疫工作。

第四，我们要重新思考社区的安全。若3月31日行动限制令如期解除，我们要在机场、公交设施和主要大楼等公众场所重开之前，准备好体温测量器。这些场所的保安人员也得先确保他们自己不是感染者，并且接受附加训练以应对更严谨的安全措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或许无法完全依赖外籍保安人员（尤其是不谙本地语言者），因此我们可能必须在这两周内加速训练本地保安人员来看守这些公众场所的安全。

为达成以上几点，我们需要对的人和机构参与。

（一）我们需要跨党派的合作。

在抗疫的紧要关头，马来西亚很不幸地遭遇了政治危机，现任首相是通过夺权上台的。虽然现任政府不具正当性，但希望联盟愿意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暂且配合国民联盟一起应对新冠疫情危机。

同样的，政府也要展现跨党派合作的肚量。首相必须率先主动接洽希望联盟的高层领袖，包括希望联盟执政州属的大臣和首长，而非把他们排除在统筹会议之外。

首相要先有全民领袖的风范，才能号召各界，共同抗疫。

（二）我们需要“整体政府”方针

首相在最近7天，一共三次透过电视直播发表演说。但这不能只限于首相，所有政府单位也必须步伐一致、相互协调地抗疫。整体内阁必须做好准备面对最糟糕的情况。所有州政府，无论政党，都要与联邦政府同步抗疫。

首相的下一次电视演讲，最好能在国家行动管理中心（Pusat Pengurusan Operasi Negara）进行，并向人民分享详细的数据，汇报整体政府所有部门所采取的相关措施。除了静静待在家里（duduk di rumah diam diam）外，人们还需要知道政府有什么方案和安排。

（三）我们需要马来西亚人守望相助#kitajagakita。

我们的医护人员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加班工作，他们家中的孩子也需要获得照顾。国难当前，匹夫有责。我们可以发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呼吁住在乡区的年轻人帮忙照顾孩子不在身边的的乐龄人士。我们可以训练更多志工，让他们到医院和医疗设施提供援助。当然我们必须确保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影响。

我们得号召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除了待在家里观看HBO的电视节目，人们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我们不能把抗疫工作通通交给政府或卫生部。

（四）我们需要私人医院、诊所与企业的参与

从卫生总监到护士，卫生部全体人员在抗疫期间的付出都令我钦佩。然而，我们不能任由他们孤军作战，我们也要动员私人医院、诊所，甚至军事医院一起参与抗疫。我们至少需要明确告知他们该做什么，并提供充足的资源及短期的集训，以准备面对意大利般指数式增长的确诊病例或第三波疫情的爆发。我国大部分私人医院由官联公司拥有，他们应和官联公司一起把抗疫视为服务国家与人民。

（五）我们需要卫生安全方针

让国家安全理事会领导抗疫工作，按国安规格应对疫情的这项决定值得嘉许。但国安会似乎一直在扮演秘书处的工作。抗疫期间，政府可考虑委任部长级的国家安全顾问，而卫生部部长也应作为非常任成员，列席由首相主持的国安会特别会议。国安会也应考虑设立由医疗与科学专才组成的顾问团，辅助国安会做出符合科学根据的决议。

所有安防相关单位，包括警察、武装部队、监狱局、移民局（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关税局）等，需要对内部成员做好防疫宣导，避免他们在接触人群时受到感染，也保障社会大众的安全。

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在抗疫期间，应配合民事机关的指示扮演更吃重的角色。武装部队是国家应对国安危机时随时可用的单位，他们必要时也协助民事机关稳定各种变化莫测的情况。

我们应有韧性和随时备战状态来应对危机，而非让恐慌和恐惧左右我们的情绪。只要马来西亚全体人民携手合作，我们就必定能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于2020年3月20日发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