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方日报报导，原产业部长郭素沁在吉隆坡中华中学的校庆晚宴致词中提到“大马华裔先贤南来落地生根艰辛开拓，本就是外籍劳工”，因此马来西亚华裔应该“怀著感恩的心善待外劳，因为外劳也跟我们的祖先一样，在大马刻苦谋生”。

我人不在现场，网上搜查到的报导极为有限，也没有任何视频，因此无法确认部长当晚的相关谈话内容。就报章所引述的字眼读来，我的理解是因为当年中国一穷二白，华工不得不出洋谋生，正如今天遍布全马的各国外籍工人一般。将心比心，国人不应亏待移工。

郭部长一番看似单纯的提醒居然引来马华公会一些领袖的反感，接二连三发表文告抨击，一下是“郭素沁对历史一知半解，把所有南来的华裔先祖都说比喻成外劳”，一下是“将华裔的祖先形容为外劳，严重侮辱华社”，见缝插针，让人始料不及。只能说一个没有理念和愿景的政党，除了民粹式地炒作，对政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外，实在看不到任何政治高度。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样的言辞坦率直白，没什么好误解的。例如我十月份到台湾分享马来西亚的移工现况，交流时段有一位阿姨谈到自己在1980年代初期到沙地阿拉伯当移工，赚钱供养台湾的家人，因此呼吁当下台湾社会善待来自东南亚的外劳，现场观众予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认同。

但马来西亚偏偏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因为立国的根本就是不对等的族群地位。从官方论述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对非马来人于独立和建国过程中的贡献轻描淡写，不予重视；政策上更是极力让非马来人感受到本身“二等公民”的地位，于是华社不知不觉陷入一种无奈的围城心态，一旦公民身份受质疑，例如巫统和马哈迪不时提及的“移民”和“外来者”言论，反应极为强烈。

我们不能完全责怪华社过于敏感，毕竟从巫统到土团都不曾放弃马来人至上的思维和政策，加上马哈迪执政的1980和1990年代，确实刻意引进来自印尼和菲律宾的穆斯林人口增加巫统在沙巴州的选举优势，即所谓的Project IC，让非马来人 - 尤其是华人 - 强烈感觉到政治地位不保，更把对马来西亚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移工当作潜在的威胁。讽刺的是当年无力纠正这项“外劳变公民”政策的马华公会也脱不了干系啊 !

马华公会对“外劳”二字如此感冒，主要当然是因为充分了解到华社潜意识里对移工群体的歧视，经济上既依赖他们，骨子里又视他们为低一等，所以一下子捡到枪就迫不及待表演，以示自己足以担当捍卫民族权益的重任。

马华公会领导层若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就应该趁机提醒希盟政府修订政策，加强对移工的权益保障，以免马来西亚侵害劳权甚至人口贩卖的丑闻继续成为国际焦点。更不必说什么“自比外劳自我矮化”等歧视性的言论，毕竟满清积弱导致华裔南来当劳工是历史事实，一开始根本也没有什么建国的伟大想法，纯粹打一份工汇款养家而已。

例如现任槟州副首席部长拉玛三美于1992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殖民时期马来亚园丘业内劳动控制与劳工抗争》(Labour Control and Labour Resistance in the Plantations of Colonial Malaya) 里头提到“通过信用票（credit-ticket system）到马来亚的华工占了1931年园丘劳力的三分之一”，他们都受制于持有信用票的“公司”(kongsi)。

所谓公司，像我这样父母曾经当过胶工的人对这个词一定不会陌生，其实就类似当代与外劳签约的外包公司，园丘管理层与华工之间没有雇佣关系，华工也不受当时的劳工法典（labour code，即马来亚雇佣法令的前身）保障，可说连现代的有证外劳都不如。

此外，林水檺于《马来西亚华人史》一书中提及1911年马来联邦华侨职业构成的百分比当中以矿工最多，农业工人次之，大多为劳动者。既是华侨，就不会是马来亚公民（当时也没这个国家），按今天的话说确实是外劳，或称客工。二十世纪初期固然有从商的华裔，毕竟还是少数。这些都是马来半岛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承认这段历史有多难呢? 即使多数华人是外劳的后代又何来羞耻 ? 如何会是“自我矮化”? 我们不是应该因为上一代的刻苦耐劳造就我们这一代的幸福而自豪，同时相信在我们当中辛勤工作的外劳，他们的下一代也必定过得比父母辈更好吗？

但我也不会完全同情郭素沁的言论被扭曲，因为号称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党过往借用外劳课题攻击国阵，包括制造假新闻污蔑移工投票，极尽煽动华裔选民恐惧情绪之能事，从来未曾手软  。 郭部长忽然间发表充满人性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时间还真让我适应不来。只能说朝野主要政党平日擅长民粹，端不出具有远见和高度的政策和论述，实乃马来西亚畸形民主的悲哀。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